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变革与生存

——以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为例

作 者:
赵晋 

作者简介:
赵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家不得不采取经济统制政策,私营企业一度陷入产销困难的局面。本文以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为个案进行考察,剖析私营毛纺业的困难根源,描述刘鸿生如何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原料、市场、生产结构、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力图反映这一时期私营企业与政府政策和市场变动间的复杂关系,说明私营企业走向公私合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其根源要追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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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2;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11-0035-14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奉行新民主主义,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承诺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进行扶助,并将之写入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但是,面对极端严峻的经济形势,新生政权不得不延续民国后期便已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强调“限入奖出”,统合有限的经济资源,以适应政府的全盘考虑。这意味着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对市场进行干预。

       私营经济的生存土壤是自由市场。政府一面承诺扶持私营工商业,一面又不得不对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进行干预。在这种背景下,私营经济与经济统制能并存不悖吗?从后来的历史看,私营工商业直到1956年才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但其自身的命运转变始于何时呢?

       以往学界对私营企业1949年后命运转变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五反”运动对私企命运的重大影响。①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均将重心放在“五反”运动以后中共对私企的改造过程,以解释资本家选择公私合营的原因。②亦有学者从资本家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的角度解释交出企业的原因(仍聚焦于“五反”运动以后的两三年)。③但问题是,第一,从内部来说,公私合营之前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资本家选择了公私合营是否有经营上难以为继的前提考虑?第二,从外部来看,1949年以后到公私合营之前,政府内外政策对私企的生存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后果及逻辑是什么?

       在目前比较具体考察私营企业与新政府关系的研究中,蓝克利、董晓萍的《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颇值一提。文章以个案形式进行考察,注意到商人理念与基层政府决策间的互动与矛盾状况。④其他如史长瑞、苏婧、邓昉等人的个案研究则着重描述了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在私营企业推行的情况,对被改造的私方的思考和行为也有所揭示。⑤但仍有不少问题,比如,面对国家统制政策造成的困难局面,私营企业主是如何调整、改革企业并适应新环境的?这些变革和努力,哪些是成功的,哪些反而导致或加速企业走向衰败?私营企业最终走上合营之路的根源何在?很明显,仅关注对资改造而忽略资本家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应对与调适,不足以使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真实性清晰地呈现出来。

       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的个案或许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本文选择这一个案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从规模上看,当年上海毛纺业在机器数量、职工人数方面,均居全国之首。其中,刘鸿生⑥创办于1929年的章华毛纺公司,堪称同业翘楚,因而对其考察颇具代表性。第二,同其他行业相比,毛纺织业对市场的依赖性大。民国时期章华的机器设备完全依靠国外进口,就连最基本的生产原料——羊毛亦须完全从海外进口,这种企业进入新政权体制下,特别是在“限入奖出”的政策导向下,所面临的生存挑战无疑巨大。然而,它却并没有像同类企业那样很快倒闭,相反却维持生产达四五年之久,个中原因以及它于1954年夏早早走上公私合营之路的背景,都能反映出这一时期私企与政府政策和市场变动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拟就新政权的经济政策及其对章华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刘鸿生等人如何应对这种新形势,做一较微观的考察。在这方面,有许多具体史实也需要考察:资方对新形势的看法与应对,资方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欢迎或反对,哪些努力是成功的,哪些努力是失败的,根源何在,公私合营之路为何是必然选择,等等。

       一、新政权初期的章华困境

       (一)“限入奖出”与内外毛源的中断

       1950年春夏之交,刘鸿生正焦急等待一批海外毛条安全运抵上海。这批毛条是上海解放前夕章华公司委托中国纺织工程公司向海外订购的,总计有32包。这批货物早在1949年5月间即由香港启运,因受到当时国共内战的影响,货船一度又退回了香港。8月初沪港间航运开通,这批货物又改由“怡生”货轮装运。但是,当“怡生”轮即将到沪时,却遭遇到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对大陆沿海的武装封锁。⑦因此,“怡生”轮不得不再次折回香港。直到1950年1月,这批毛条第三次装船,由“飞箭”号货轮启运,中途虽仍遭遇种种危险,但总算安全抵沪。三艘货轮历时近一年的辗转跋涉,中外船员冒着船毁人亡的危险,最终将刘鸿生订购的这批毛条运到上海,足见当时进口原料之艰难。⑧

       就在国民党军舰游弋海面的时候,中共也开始禁止海外毛条的输入了。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⑨秉持这一精神,上海解放数天后就公布了《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细则,将进口货品分为准许进口、特许进口及禁止进口三类。⑩尽管照此规定,羊毛仍属于“准许进口类”(11),但在执行过程中,直到1950年秋,输入海外毛条实际上却是被政府严禁的(12)。刘鸿生去信给远在美国的八子刘念信,称“消费性货物绝对不准入口,羊毛亦在禁止输入之列”(13)。

       不能进口毛条,对章华影响巨大。章华的毛条都是从澳洲进口的,那里的羊毛不仅质地优良,且价格低廉。相比之下,国内羊毛量少质次,且“毛价亦难于减低”。(14)章华自1933年即大量购进国外先进的精纺(15)机器,这类机器对原毛质地的要求很高。国产羊毛总体质地粗糙,很少能直接用于精纺机器。因此,章华的羊毛来源不能不依靠海外,特别是澳洲供应。(16)但是,在政府业务领导人看来,依赖舶来毛条生产的毛纺制品成本高,非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国内的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羊群数量庞大,西北羊毛理应是上海毛纺业的首选。(17)因此,政府虽然承认毛纺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却强调毛纺业要改变方针,从国内采购羊毛。故上海解放不过半年时间,上海市政府就大力推动和扶助私营毛纺业组成国产羊毛考察团奔赴西北实地考察,随后建立起“国产羊毛联购小组委员会”,负责搜集采办西北羊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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