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5-0087-09 随意性是主观性的表现，意味着没有客观性；是可能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的表现，意味着没有准确性、确定性、唯一性。没有客观性、准确性、确定性，就意味着没有科学性。随意性也是反规范的表现，意味着学术权力的滥用，学术规范被破坏，学术环境在恶化。 以下以关于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研究的一些论著为例，谈谈历史研究求真求信避免随意性的问题。 一、占有可信的资料才能写出信史 资料可信可靠，写史才能可信可靠，才能写出信史真史，反之随便凑一些资料，也不管真假与否，怎么可能写出信史真史？ 蒋伯英在《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中不仅使用了大量已公开发表的资料包括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还使用了很多尚未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采访资料(口述史料)，如：《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未刊稿)，福建省博物馆记录整理，1978年；《访问江华同志记录》，赵惠、萧京、邱林忠，1974年11月25日于北京；《访问邓子恢记录》，1970年11月5日于北京，古田会议纪念馆曾广德记录整理；《访问刘天水等四人记录》，1974年2月7日，蒋伯英、蓝荣田记录整理；《前委报告》1929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存；《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9年10月25日，摘录自梅县档案馆；《东江特委报告——转录西北巡视员亚罗报告》1929年11月1日，梅县档案馆存……此外，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也用了不少，如《杨树庄给蒋介石电报》(1929年7月14日)、《卢新铭给蒋介石的呈文》(1929年11月5日)、《罗廷辉给蒋介石电报》(1929年9月20日晨)、《丘扬武给蒋介石函》(1929年10月8日)等等。这些资料与其他资料、与已公开发表的资料互相印证，自然就增加了记述的准确性、确定性、可信性，自然就能避免随意性。可是，以上很多资料是韩荣璋等《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书中没有用过的。 《古田会议》特别重视用可靠资料。如：书中记述1929年1月4日柏路会议及其决议时，依据了《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指出：“这份决议的这一内容，是原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出席这次会议之后第七天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所写的报告中所引述，是目前所见各种史料中，成文时间离柏路会议最近的一个文件，准确性和可信度极高”①。又如书中记述1929年2月朱德打进瑞金城吃年夜饭的事，依据了史沫特莱记述的朱德自述，指出：“以往关于这段历史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对于史沫特莱这一段记述却很少提及。然而在众多的回忆录或口述史料中，朱德1937年的这段口述，距离事件的时间最为接近，可信度更高”②。 正因为重视运用可靠的资料，所以《古田会议》的记述就较为准确、可信。但是，有的著作就不是这样，如，韩荣璋的书写红四军七大后陈毅赴上海、请毛泽东回红四军，是这样描述的：“陈毅在‘七大’后，就觉察到虽然通过了《决议》，停止了争论，但有关建军的一些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向中央报告，听取中央的指示。恰在此时接到要红四军派负责人去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的通知，陈毅便决定亲赴上海。临行前，陈毅专程到蛟洋看望毛泽东征询他的意见，并希图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赞成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认为‘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表示解决红四军问题的条件尚不成熟，‘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陈毅辞别毛泽东后，取道厦门，转赴上海。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③这里的记述有误，因为陈毅赴上海是蛟洋前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是对朱德信的答复。 该书还记述：“红四军‘八大’没有开好，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是不足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是推动朱德等对建设人民军队的进一步思考。面对红四军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不健全，党员政治水平低的实际情况，他真正认识到了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感到军队应该确立政治上的领导核心，……同时他在实践中也感到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于是，他责成郭化若等三人联合写信要毛泽东回到上杭来复职，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为病情仍较严重，加上认为陈毅的调和折衷主义思想在红四军中还有较大影响，返回红四军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未去上杭，而是写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信中说：……‘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④。这里的记述也有误，因为毛泽东写信是红四军“八大”以前的事，不是“八大”以后的事。 傅柒生的书则是这样记述的：“中共中央于1929年4月7日向红四军发出了一封当月4日通过的指示信，函谕：‘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毛泽东疾病染身，陈毅曾亲自到蛟洋文昌阁毛泽东驻所征求过他的意见，可毛泽东不肯去上海，也不肯与陈毅同行，甚至不肯回红四军呢。朱德呢，他是军务缠身，红四军缺不了他这个一军之长。那么红四军内除毛朱之外的最‘得力同志’自然非陈毅莫属……”⑤在写请毛泽东回来一事上又说：“出乎朱德等人意料之外，即使陈毅已经离开闽西到上海去汇报工作，毛泽东还是没有轻易回到他当时认为是‘不生不死’的前委岗位。‘八大’快结束时，红四军参谋处参谋主任郭化若、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三纵队党代表彭祜等3人联名写了一封信，他们把这封信叫‘敦请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是想‘敦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张恨秋还在会议的公开场合宣读了这封敦请信，他们以为这封信发出后，毛泽东一定会如约回来的。等到会议开过几天后，毛泽东真的被人用担架抬到上杭，但病得很重，下不了床，根本不能正常工作。”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