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多年党争后开始合作，由汪精卫代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人一文一武，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国民党政权的暂时稳定。由此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这6年多时间可谓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定发展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这一方面体现为蒋介石本人的权力增长和地位提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南京国民政府各方面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备。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很自然地有中央集权、完善统治机器的内在驱动力，而当时的历史情境又加强了这一集权之势，以抵御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并整合国内各地方实力派。本文主要从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这段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作一综述，并提出以“国家政权建设”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以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1978年前，受政治风气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匮乏。1978年以后，随着政治大环境的改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才日益增多。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大致可以十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左右，是这一学术领域的草创阶段。张宪文和陈谦平的《国民党政权研究述评》可谓对这一阶段成果的总结和展望。他们认为，在政治制度和政权建设、立法和主要政治会议、南京国民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国民党派系和国民党政权主要人物、经济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学者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新观点，对受意识形态影响甚深的旧框架有所突破；而且围绕1984年、1987年两次高水平的民国史学术研讨会，引发了对国民党政权研究的小高潮。①汪朝光也认为，此阶段主要贡献在于“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② 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9年左右，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相较此前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史做筚路蓝缕的初步探讨而言，更为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这一时期民国史料的大规模出版和公布，为基于实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第二历史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档案编辑而成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5辑90册、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时期重要中文出版物《民国丛书》共5编500册等。汪朝光在对新中国成立后50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综述中，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积累的实证研究，但同时指出研究中有低水平重复现象，对研究范式缺乏反思的个案研究往往难脱公式化、模式化的窠臼，有些论者受非学术因素影响较深，在历史论述中难免用“进步”、“反动”等政治语汇掩盖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③ 2000年后，随着前两阶段的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与我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大批民国档案的开放(例如台北“国史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民国时期重要人物和政府档案)，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进入第三阶段，基于大量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的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一、蒋汪“合作”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内部派系斗争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在第二次短暂下野后重归政坛，主持临时中政会，并选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继而蒋本人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初版于1985年)认为这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暂告结束”。④这一基本判断将“蒋汪合作”视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直到现在，学界对“蒋汪合作”的基本看法仍然未变，但研究重点明显在蒋介石身上，对汪精卫的研究相对不足。 早期对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大多批评蒋、汪的对日投降政策，对“蒋汪合作”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运作，蒋、汪两人处于怎样的权力关系，研究得并不深入。丁贤俊、闻少华在1976年的研究认为汪精卫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在1932年1月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后“大力推行降日卖国路线”；1935年11月汪被刺后，蒋自兼行政院长，大力排斥汪派势力；而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立刻兼程回国，准备取蒋而代之，但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在承认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条件下获释。在文章结尾处，作者将“投降派”汪精卫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投降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本质上就是投降派和投降主义路线”，表现出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⑤ 1980年代的研究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已较少，但仍受革命史叙事影响。由于革命史叙事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江西的“围剿”苏区和华北的抗战为重心，因此对蒋汪合作政府的判断常从“蒋介石军事独裁”、“汪精卫亲日妥协”这两个基本论点出发。黄美真、张云指出，蒋、汪两派的对立，根本原因是前者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而后者则是亲日派；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重，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蒋、汪间的矛盾日深，最终在汪精卫遇刺后破裂。⑥马振犊的研究也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蒋、汪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上是有共识的，但是蒋倾向于英美，试图利用英美的力量限制日本在华扩张的野心，而汪则亲日，在对日交涉中态度软弱、妥协。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