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4)06-0078-07 世界近代史上，很少有一个事件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事发当时举世震惊、却在此后的岁月里长时间湮没无闻。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曾就南京大屠杀一案进行严肃的审判，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但其学术研究起步甚晚，1962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日本史小组写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以油印本刊刻了内部资料；日本学者洞富雄1968年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学术论文。在此前后的很长时间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处于空白、停滞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逐步兴起。这其中，日本右翼不断否认、歪曲侵略历史成为重要的催化剂；而中国内部对近代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爱国主义潮流的升华，促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深广两个维度上不断推进。目前，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历史研究的进展，为通过特定仪式、将历史事实转化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侵华期间遭到杀戮的死难者，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本文之宗旨，在于大尺度梳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几个基本面，探讨其构建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和人类共同记忆的逻辑路径。 一、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南京市民首当其冲，遭受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如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不仅见于其本人证言，也见于美国传教士文献和德国文献。其残酷程度，正如时人指出，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引起和进行战争的真相，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为这可怕的事实而吓得颤抖吧： 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教徒，他刚打开房门，立即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在她的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他们，立刻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两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进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间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 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剩饭活命。[1]377，378，384-385 夏淑琴家的悲惨遭遇已经固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人作为受害者的一个典型缩影。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让历史的细节层层叠叠地重现；每年12月13日的南京全城鸣笛志哀和遇难同胞纪念馆经常举行的纪念仪式，反复唤起南京人内心的伤痛和记忆；南京幸存者带着身心伤害的诉说，时时提醒着人们，大屠杀的阴影并未消逝；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南京大屠杀，多到南京采访，使得南京不断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显性代名词；日本右翼每次妄言否定南京大屠杀，都会让南京重回过去……长时间的积累，让南京这座城市成为南京大屠杀具象的载体。 然而，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人。 就南京大屠杀中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而言，南京卫戍军由第二军团、第60军、第71军、第72军、第74军、第78军、第83军、教导总队、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等组成，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南京籍占绝对少数。由于突围处置不当，大多数退往下关码头到燕子矶的十里江滨一带，长江对面的浦口曾为胡宗南部把守，有较为宽阔的广场和多处码头，官兵如能获有序的指挥和适当的交通工具，应能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例如“教导总队工兵团装备中，本有24只大型橡皮舟……可是当我们赶到隐藏的仓库时，已被别的部队放火烧掉了，说是为了坚壁清野。仅有一只漏网之鱼……借此，桂永清将军总算得以渡过长江。”[2]5另有一只小火轮，在送唐生智等过江后，往返浦口和下关，因指挥失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只运送了少量官兵。一些官兵自行设法，或抱木头、木板，或抱房梁，或划澡盆、马桶，泅渡长江，“淹毙者甚多，情形凄惨”[3]。数万放下武器的官兵群龙无首，盲目徘徊，终被日海陆军追击部队包围、俘虏，加以杀害。 即使受害的平民，也不都是南京人。当时南京的难民中，尚有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4]208。1937年9月，魏特琳估计，每天经过南京的难民“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4]56。虽然到底有多少外地难民滞留南京，兵荒马乱时代无从精确统计，但爬梳残缺不全的史料，仍可略观其规模：伪南京自治委员会1938年初曾疏散京沪线沿线难民，仅2月27日就遣送难民800余名，2月28日又遣送300名，而日军特务机关原定27日遣送1600名，28日遣送800名[5]563-564。3月5日，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报告，2月12日，仅在和平门一处，他们就发给外来留京难民回籍证199张、安居证5854张[5]522。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外来难民颇众，其中必有相当数量被日军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