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11-0116-09 学术界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在指导思想上过分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不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从而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如有论者强调：“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错误”，“工作中心都是发动和争取群众……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都被放弃了”①。虽然这一论断从总体上说不无道理，但其中对当时中共的军事工作完全抹煞，则显然有失偏颇，而且将中共未掌握军队领导权的责任仅归咎于几位主要领导人，亦未免失之简单。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十分复杂的客观背景的，单纯从主观认识失误来解释或许稍嫌片面。关于此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予以澄清②。不过从材料发掘和论证逻辑来看，似乎仍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中共对军事的重视 揆诸史实，中共在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工作已经相当重视。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③蔡和森也说：“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③1924年，邓中夏亦有感于“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因而提出：“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他还强调：“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④与此同时，彭湃也看到农民“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从而断言：“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是什么也干不成的。”⑤ 传统观点常常把恽代英视为忽视军事的典型⑥，并引其一些言论为证，如他曾说，对工农民众的“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⑦，甚至还说过：“我们不靠练几队精兵去打天下……我们靠宣传的工作；靠一张嘴、一支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⑧但事实上，恽代英后来曾澄清：“我原说的军事运动，本有些是指着想利用反动势力(如反直系与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以图急效；想在军队中站重要位置以左右军队行动的人而说的”⑨。这说明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专门笼络军官的做法，并不反对在兵士中宣传革命。他还主张军事与宣传并举，并坦承道：“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⑩，“民主革命要假军队与群众之力……革命未有非由军队赞助，使群众勃发之感情得以增长而能成功者”(11)。1925年，他又在《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一文中写道：“自然我们不赞成只知重视武力，把民众的宣传与组织置之脑后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之后，才谈得上武装暴动……但是在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的工作以后，或者便在学生军运动中间我们可利用以进行我们的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亦赞成进行学生军之组织与军事运动”。他还说：“我以为加入军队中为兵士，自然是结纳兵士发生组织最好之一法……文字宣传对于反动军阀下之兵士是无甚裨益的”。(12)由此可见，恽代英并未完全否定军事工作。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两次东征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斗争实践，使中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如瞿秋白便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因此应“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13)。1926年，他又专门撰写《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提出：中国民众过去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如今“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总之，在瞿秋白看来，“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14)。 在此期间，瞿秋白还针对个别人(如彭述之)主张革命的武装暴动要等到有了“充分的武装准备”和“胜利的保障”之后才能进行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武装暴动’的老公式之新形式，而且更加死板了一层”，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群众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并领导之；却不是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而专来练习书生式的杜撰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因此，“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还明确提出掌握军事领导权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是“万分必要”的。(15) 此外，以往人们在述及大革命时，一般都会指责陈独秀忽视了军事。这显然过分夸大了其在党内的影响。据王若飞回忆：“此时中国党的领导有三个中心：上海——陈独秀、述之、秋白、C.Y的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北京——李大钊、世炎、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广东——陈延年、恩来、国焘、国际代表鲍罗廷、军事加伦。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领导，中央当时还作了些工作，但许多问题各地是独立做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如陈独秀反对北伐，但并未影响到广东。北方大钊同志的意见是主要的。”(16)可见陈独秀的影响力并不像过去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面，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陈独秀思想的复杂性。1925年7月，他针对五卅运动的失败提出：“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1926年11月，他又在《革命与武力》一文中公开声明：“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7)这说明陈独秀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并非视而不见。即使是被瞿秋白批评的彭述之，虽曾提出革命是有一定步骤的，第一步是宣传，第二步是组织，第三步则为武装暴动或军事行动，但他亦表示：“自然宣传与组织绝不是死板板地划分某一期只作宣传某一期专作组织，而是要同时并进的，即是武装暴动也是时常要准备的。”(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