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作 者:
陈波 

作者简介:
陈波,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或表述关系,语言表达式从这种关系中获得意义。形式语义学是这种主导观念的典型代表。“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缩写为SCLM)接续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格赖斯、塞尔、达米特、大卫·刘易斯、布兰顿等人的工作对上述主导观念提出批评,并尝试系统地回答如下重要问题: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成?SCLM由6个命题构成:(1)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3)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4)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之上。(5)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6)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SCLM的关键在于用“语言、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去取代“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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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种对立的语言观

      什么是语言?语言如何工作?什么是语言意义?意义如何生成?在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领域内,对这些大问题有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研究进路。

      一种进路重点关注语言的形式维度,把语言视为一个抽象的、形式的符号系统,强调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主要诉诸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技术工具,把形式语义学作为其范例。它倾向于脱离语言使用者去考虑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指称或表述关系,其结果是忽视语言的社会性和约定性等特征。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二元进路”。它起始于弗雷格,后来的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戴维森和克里普克等人。

      二元进路在形式语义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后者泛指有关形式语言或自然语言的模型论语义学,包括外延语义学和内涵语义学。按照外延语义学,我们从一个待解释的形式语言或自然语言L开始,把L的构成要素映射到一个“世界”(或“模型”)中。L的名字被映射到世界中的对象,谓词被映射到对象的集合或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为这些映射关系的组合,语句最终被映射到真值:真或假。外延语义学的主要目标是确定L中语句的真值。在内涵语义学中,语言L不再被映射到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被映射到可能世界的一个集合。其目标仍然是为L中的句子提供真值条件。一个语句的意义被看作一个命题,等同于该语句在其中为真的那些可能世界的集合。无论是外延语义学还是内涵语义学,都满足弗雷格所说的组合性原则。

      形式语义学只关心个体词和谓词的客观所指以及公式的客观真值,不考虑这些表达式的使用者以及他们在使用这些表达式时的意图、习惯和传统,因此变成了一种客观主义的语义学。根据莱可夫的说法,它至少包括如下论题:(1)真值条件意义的学说:意义以指称和真值为基础;(2)符合真理论:真在于符号和世界中事态之间的符合或对应;(3)客观指称的学说:有一种“客观上正确的方式”把符号与世界中的事物相关联。①阿尔伯塔兹则认为,形式语义学包括如下7个重要假设:语言能够作为算法系统来描述;语言系统是自足且自主的,对它的分析不需要参照语言之外的事物;语法,尤其是句法,是语言的一个独立层面;语法具有生成性,可以生成某一语言的所有句子;意义可以用逻辑形式语言根据真值条件得到客观的描述(形式主义假设),语言规则根据一个单义协调原则得到定义(塔斯基假设);语义学是严格组合的(弗雷格假设),其重要性与句法相差甚远;像类比、隐喻之类的现象和辐射型概念等,应排除在语言分析之外。②正像波普尔的“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③一样,也可以把客观主义语义学叫作“没有语言共同体的语义学”。

      另一种进路集中关注语言的社会维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强调人类共同体对语言和意义的形塑或建构作用。它断言,没有单纯的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后者取决于在其日常交往中使用该语言的人类共同体。正是语言共同体确立了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指称或表述关系,给语言表达式赋予意义和相互间的意义关系。为了合理地说明语言及其意义,我们不得不使用如下关键词:社会共同体、交流或交往、意向性、约定、规则、语境、公共语言、共享意义等。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三元进路”,其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格赖斯、塞尔、达米特、大卫·刘易斯和布兰顿等人。

      与三元进路的理论取向比较接近的是当代认知语言学。在很多认知语言学家看来,语言不是自主自足的系统,必须参照人的认知过程才能描述它;语言的词库、词法和句法构成一个连续体,语义先于句法,句法依赖于语义;意义先于真,理解先于真,故用真值条件语义学去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是不合适的。④例如,兰盖克等人的认知语法建基于与形式语义学的那些假设完全相反的假设之上。⑤

      关于语言研究的上述两种进路的区分,得到克里普克一段话的间接印证:“我发现自己处于两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之中,被它们所撕扯:一种是‘乔姆斯基式’的,认为自然语言中深层的合规则性,通过形式的、经验的和直观的技术的适当组合,一定会被发现;另一种则是与之对立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认为许多‘深层结构’、‘逻辑形式’、‘底层语义学’、‘本体论承诺’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哲学家号称能够通过这些技术而发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空中楼阁。我不知道如何去化解这种紧张关系,但在本文中我默认了第一种倾向。”⑥

      应该强调指出,二元进路已经发展出一些带有实质性的语言学成果,例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戴维森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蒙塔古语法、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等,它们大都能刻画语言的生成性或组合性,即语言使用者基于有限的语言资源获得的对潜在无限多的长而陌生句子的理解能力。但是,三元进路却没有发展出有影响力的理论(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甚至讨厌和反对任何牌号的“理论”),也没有获得多少有实质性的技术成果,或许应该把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除外。于是,在对语言和意义的两种不同研究进路中,在整个20世纪,二元进路始终占据了支配性地位,正如塞尔所断言的:“……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中,。”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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