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人开始成系统地研究和书写本国报刊史，除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1924)、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等专门著述，其他本学科著述辟有专章或收录专文的，也所在多有。①然而，它们何以会在此时接踵而来？作为文本，它们蕴含着怎样的预设？呈现出怎样的图景？此类图景，又对此后的中国新闻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作为立场的“中国”：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 为何要书写本国报刊史？乍看起来，答案仿佛不言自明：既然中国已有报业，就得鉴往知今。但这已隐含前提，那就是当下可以从中提炼或正或反的经验。倘若不这样做，也有现成的路径依归，即便是本国，又何须去着意认知？实际上，在此前报人的共识中，报业典范就在且只在西方。 甲午至戊戌间，国人自办报刊才蔚然成风，中国报人方以群体姿态浮现于世。虽说各自所依的学理和具体设计不尽相同，但除了眼界特高的康有为，他们都认同在当前，西方诸国堪称理想样板，相应地，也把其报业看作效法典范。终清之世乃至民初，这些“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又始终未能掌控政权，除了济世情怀，其想象亦需寄托。因此他们也就倾向于将西方报业想象得格外完美，将“理想报业造就理想社会”构想地愈发具象。②其中，梁启超在1901年的表述堪称典型： 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梁启超，1999：476) 虽说此类话语未必经得起逻辑考验，然而对既以“趋新崇西”为当然前提，又在从事报业的人，却仿佛既指明路径，又提供了慰藉，在这样的预设下，纵然既往对本国报业偶有顾及，也大多只能愈发自惭。直到民国初年的徐宝璜、邵飘萍，如此倾向仍有相当体现。③在这样的共识下，中国报刊又怎有资格成为被国人着意书写的主角。 但偏偏就在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一战。同时，为了维护权益，提升国际地位，从战争爆发起中国就相当积极地折冲樽俎。④然而，欧洲大国虽标榜“公理战胜强权”，作为却令国人心寒。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国”在国人眼中已再不那么仰之弥高。罗素就曾提到，他在战后访华期间，听到不少人对他讲，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罗素，1924：190；转引自郑师渠，1997)。既然“西国”已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典范，那么自身的经历，对于此后的路径，也就不见得全无意义。还是以梁启超为例，自从1920年3月旅欧归来，他就反复强调，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郑师渠，1997)。 社会共识的转变，自然会促成报人去审视在普遍规律之外，“我国”报业是否还有什么应被认知的特殊之处，这就当然需要详尽地梳理它的既往。可以说，自此对本国报刊史的着意书写，才成为必要。自然，从标尺的转换到生成具体文本，通常存在延迟。所以，中国报刊史直到稍后的二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显学。以专著为例，《中国报学史》开篇就揭明该书将“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戈公振，1927/1985：3)《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更断言“整体而言，中国本土报刊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报刊的发端”。(汪英宾，1924/2013：1)。《中国新闻发达史》虽说承认中国的报纸“到底不能和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却已算是有相当的发达。(蒋国珍，1927：46)还认定自唐绵延至清的“邸报”，可称为“世界上最古之报纸”。(蒋国珍，1927：5)。可以说，在他们那里，“中国”不只是指称的范围，更是探究的立场。放眼当时学界，它们跟几乎同时出现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学衡派”的活动，虽说领域不同，基本立场却是相通的。 二、“营业本位”与“精神本位”：中国报刊史的书写逻辑 报刊史终究是历史，纵然预设已定，描述却要落实。既要寻出“中国”的特殊，又要阐明这些特殊值得珍重。就需要寻找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为时人认可的框架。 如前所论，“中国特殊”所以能成共识，是源于国人猝然间对“西方”从崇拜转而失望。当群体心态被观感的陡变所左右，在中国报人眼里，自然会认定西方报业已问题重重，而且日趋下滑。如果本国报业也出现类似趋势，自然不足为道。既然主题先行，故已盛于西方，在中国也露苗头的“营业主义”当然饱受猜疑。还在1924年，邵飘萍就质疑“新闻事业苟欲达于理想值境域，究以何种方法经营为恰当乎？此实将来之大问题”，且坦陈“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邵飘萍，1924/2008：202)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说得就更加激愤：“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成舍我，1932：3)而此时报界以外的知识精英，对此也颇有同感。⑤ 推论下去，如不想重蹈覆辙，中国报界必须摒弃“营业本位”和“资本主义”。然而摈弃了它们，又当以何为根本？借用戈公振的话说，既然民初以来，中国报业“商业色彩太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是其病也”。⑥(戈公振，1927/1985：283)再如胡政之也叹息中国报业“近年受了物质文明的熏陶，从营业、设备上，显示着很多的发展，然而精神上倒似乎不无减色”。(胡政之，1932：1)这样一来，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间的抉择，就俨然成为中国报刊的历史主线。而且孰是孰非，在当时报人看来，根本不成问题。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