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4)02-0005-1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明显侧重于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1]与此同时，在社会结构重建的过程中，由知识精英和基层实践者推动的自下而上改革，则为中国教育发展蹚出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包括素质教育在内的许多改革都遵循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总体而言，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多地采用顶层设计的方式，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则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前者依靠强大的政治资源可以迅速实现变革的意图，而后者则依靠基层实践者的首创精神为大规模改革提供先导和动力。但由于变革重心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单纯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都无法有效破解改革的阶段性矛盾。在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中，尽管高层的改革决心和民众的改革意愿都非常强大，但却面临着中间环节缺失的问题。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改革的指导方针。面对当前改革的矛盾，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两种改革路径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二者相结合的难点在哪里，以及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等一些关键问题。 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的内在逻辑 (一)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理性主义的线性思维 自上而下的改革倾向于以政策规约实践，它遵循“目标—方案—执行”的路径。这是一种将政策理念强加到实践活动的线性思维方式，其内在假设是政策方案的合理性和政策过程的连续性。决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制定的政策方案不仅完美有效，而且也符合实践者的利益。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行政部门的决策者通常会在条块分隔的部门内部，通过层层传达的行政命令操控学校的变革。学校的自主权也被视为一种需要通过规章制度、反馈机制和其他政策工具来控制的干扰因素。[2]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者通常不鼓励变通和越轨，而是强调对政策目标的忠实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通常表现为强制性和自愿性的改革，前者以强制性的政策法令(即“大棒”)推动改革；而后者则以自愿性的资金诱使(即“胡萝卜”)推动变革。强制性改革尽管具有较强的政策效力和效率，但可能造成仪式化的倾向，最终损害学生发展这一最核心的教育目的。在强制性改革的压力下，处于基层的政策执行者可能会被迫做出某些象征性姿态，而不会改变自己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同时，大部分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聚焦于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而不关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因此，尽管各项改革轰轰烈烈，但在教室内部却没有发生丝毫改变。此外，强制性改革还会带来一些负效应甚至是反效应。美国学者考比特(H.Corbett)等人通过研究发现，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推行全州强制性统考后，基层的学校教育工作者为应对危机，不仅缩减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而且还改变了教学策略，这种应试化的倾向给学生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3]因此，尽管强制性改革的初衷是完美的，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很可能走样，产生预料之外的政策结果。 自愿性的自上而下改革可能会带来实施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接受自愿性改革的基层学校不仅可以获得不菲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改革姿态赢得声誉。因此，投机取巧的实施者会在不改变自身行为方式的前提下做出某些象征性的改变。美国学者伯曼(Paul Berman)等人对联邦政府资助的293个改革项目进行研究后发现，学校管理者把这些改革方案作为应对科层体制或政治压力的“廉价”方式。为创新而创新的行为，纯粹是为了满足科层体制的要求，使学校或学区在社区民众看来是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4] 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线性思维方式，它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出发，坚信最优的政策会自发、自动地被基层实践者所接受、认同和实施，而政策实施的过程也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然而，国内外众多教育改革失败的案例反复证明了理性主义线性思维的局限性。加拿大学者富兰(Michael Fullan)就指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在变革过程中会出现不可预测和不可抗拒的干扰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的变化或修订、关键领导人的离任、新技术的发明、流动人口的增加、经济衰退带来的资源减少等，每个变量都会使变革过程走向十几种不同的方向，而每个方向也会随之带来几十种不同的反应。[5]2010年中国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开启了新时期的教育综合改革，尽管教育规划纲要是在专家论证和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也要避免陷入过分自信的理性主义陷阱，充分考虑到强制性改革的负效应和反效应，而425个试点项目也要充分考虑到自愿性改革的投机主义倾向。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难点在于“综合”，它要求改革者摒弃简单的线性思维方式，考虑到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各种干扰因素，动态地调整改革的目标、方式和路径。 (二)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渐进主义的对象化思维 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自身特性和适用范围的限制，无法控制政策末端的变革行为，从而使得某些改革常常流于形式。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导致某些人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基层实践者对于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以及实施改革的知识和技能。自下而上的改革是实践者基于问题和需要而发起的草根性变革活动。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改革的转变，需要决策者和实施者实现自身传统角色的“翻转”。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基层学校等实施主体变成了关键的政策制定者，而不是决策的执行者。而传统的政策制定者则变成了决定的支持者，而不是指令的发出者。[6]在此种背景下，校本管理被作为一种自下而上改革的典范加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