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新时期30年来的学术实践而言，20世纪80年代意义特殊、内涵丰富，而对于“西马”理论家来说，则似乎太过于遥远。且不说本雅明那时已经离世30年，即便是属于他们那一代的风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都早已成为过往烟云，曾经的“关于普遍理论的传统理想已经荡然无存”①；而他们的理论，在他们自己新一代理论家看来，也成为“过去的一种思想形式”②、一种有待审理的思想遗产。因此，将“西马”理论家与80年代联系在一起，讨论他们所谓中国面孔，难免有些童话小说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意味，或如霍耐特所言，即便“西马”理论家再世，面对一套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境遇，也将对此不知所云③。然而，他们毕竟进入我们眼中，并且如今还就在我们之中，因此，所谓80年代的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与其说是他们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回响，倒不如更为准确地说，是我们当下反思的自我镜像。80年代本土接受的三个“西马”理论家的中国面孔，追问形象丰富的本雅明如何换上马甲，决绝批判、面目阴郁的阿多诺何以落落寡欢，诗意批判的马尔库塞为何只留下诗意与浪漫，追问他们中国面孔建构的动力机制及其语境性，某程度上构成了当下自我审视的病理学症候。 一、本雅明的马甲 本雅明的名字早在1970年代末就出现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简要介绍中，那时他被认为“认真努力接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是“影响最大的最新的假马克思主义流派”。至1980年代初期，本雅明仅被提及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德国文学批评家和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家”，“西马”研究领域也仅点到本雅明名字，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研究则对他干脆不置一词，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中也付诸阙如。④随后逐步进入学界视野的本雅明理论，主要是艺术生产理论、文学倾向论以及1930年代现代主义论战。但同时又被批判为“似是而非”、“生搬硬套”，“是弗里契之流的庸俗社会学的孪生产品”⑤。上述关于本雅明80年代本土接受复杂行程的简要梳理难免挂一漏万，然仍凸显本雅明本土接受中两个值得关注的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身份被强调，一是接受路径借道于伊格尔顿。 本雅明从出现在本土视野中到整个80年代，其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所谓“努力接近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里契之流”之说，则可视为基本身份认定。用过往的话语来说，约略属于“尚可教育”之列，这与伊格尔顿、马尔库塞判然有别。有学者根据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不同态度，区分为西马理论家四种身份：一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竭尽攻击和诽谤之能事”；二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存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感到失望，认为它没有回答当代艺术发展进程所提出的新问题”；四是“有一些人对马恩的文艺遗产做了比较严肃认真的研究，他们不仅承认在马恩那里存在着美学和文艺方面的理论，不仅承认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派，而且指出马恩的文艺思想是一个体系”⑥。其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径直被归于“攻击和诽谤”马克思主义的“西马”理论家之列，而伊格尔顿则属于第四种“进步”的“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行列。 本雅明与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上的分野，不仅仅是80年代本土接受语境的基本判断，而且也是伊格尔顿自己的判断。众所周知，伊格尔顿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其本雅明研究专著中，就曾列出“迄今为止本世纪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名字：卢卡奇、戈德曼、萨特、考德威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马舍雷、杰姆逊、伊格尔顿”⑦，他自列其间。伊格尔顿自许的背后较为复杂⑧，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伊格尔顿的这一自许也可在80年代被视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重要证据。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伊格尔顿赞许为“走向革命批评”的本雅明，却被他排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⑨。 看起来，无论是伊格尔顿自许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被本土接受如此阐释，还是本雅明被伊格尔顿阐释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被本土接受也做如此阐释，毫无疑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问题上，一边是面目模糊的本雅明，一边是立场鲜明的伊格尔顿。这种马克思主义身份上的分野，与本雅明理论本土接受的路径不无关联。梳理本雅明80年代本土接受，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本雅明理论并非直接援引自本雅明原著，而是全部转引自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⑩。仿佛一定要经由伊格尔顿的文字转述，本雅明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无疑暗示了本雅明本土接受路径上的某种意味。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批评》中译本《译者前言》劈头讲道，“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建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十分必要的”，“介绍外国的研究状况，以便于分析和鉴别，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水平”，而该著“涉及的观点和问题反映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现状”(11)。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云云，在语境中多半有话语策略意味，但厘清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在本土语境中早有渊源所自，时至今日尚可见其流风余绪。两年前伊格尔顿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出版即被一些学者给予即时性肯定，不吝赞许，以至有学者不无揶揄地指出，这的确能“在一些年轻的新左派理想家那里唤起社会主义理想曾经具有的那种魅力，并给某些虽已被历史变局弄得沮丧颓废但年轻时期的理想还没有完全死寂的老左派带来安慰”(12)，但这也只能仅此而已。 概言之，身份不明的本雅明，在经过身份明确的伊格尔顿的转译之后，某些危险的忧虑、可疑话语便被漂白一新、遁隐不显，本土语境的特定认知的压力给被接受的本雅明穿上了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马甲。相对于身份晦涩、面目模糊的本雅明，马克思主义的本雅明无疑更具有效性、真理性。然而这样一来，则带来新的问题：几乎与伊格尔顿同时被接受的西马理论家佩里·安德森，也多有阐述本雅明文字，为何学界对他视而不见，而独青睐伊格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