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其他学科为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如何规划自身的边界，在艺术、艺术理论、美学、哲学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进退自如的通道。 去年岁末，“纪念洪毅然百年诞辰作品文献展及研讨会”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洪毅然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卓有影响的美学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大众美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次文献展给人呈现了一个别样的洪毅然，即除了美学理论研究，他更是一位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不可忽视的画家。他早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专攻西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晚年从事国画创作，所绘水墨花鸟，自成一格。这种理论与艺术并举的复调式人生，对重新认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一体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近代以来，受西学的影响，中国学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无一不日益门类化、专业化，但在哲学、美学与艺术实践之间却依然表现出高度的会通或相互穿越关系。洪毅然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另像王朝闻也是由艺术创作而入于美学。相反，邓以蛰、宗白华、刘纲纪等则是由哲学、美学而入于艺术。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穿越之所以是可能的，一是因为美学理论本身就建立在对艺术的反思的基础上，二是因为艺术作为对自然、社会、人生经验的感性传达，美构成了它的本质和目标。易言之，不论其他学科为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如何规划自身的边界，在艺术、艺术理论、美学、哲学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进退自如的通道。其中，美学通过艺术获得了对其理论价值的印证，艺术则通过美学在观念层面获得了自觉。这种相互参证和相互发明关系，证明一种理想的美学，必然是从艺术出发的美学；一种理想的艺术，必然是在观念层面获得哲学和美学支持的艺术。进而言之，一种理想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则必然是艺术家型的美学家和美学家型的艺术家。 关于美学与艺术的互动关系，20世纪的美学和艺术研究者多有提及。1938年，英国人柯林武德曾在其《艺术原理》中将美学家分为三类：一是艺术家型的美学家。这类美学家“熟知自己所谈论的内容”，但他们从事的工作更类似于艺术批评和鉴别。二是哲学家型的美学家。他们可以娴熟地谈论美和艺术的道理，但“不管他们多么胜任理论的建立工作，却往往因为事实基础薄弱而归于无效”。三是艺术与哲学兼而习之的美学家，他们代表了美学的未来或理想形态。在中国，朱光潜则强调美学家兼习艺术的重要性，如其所言：“不通一艺莫谈艺。”东南大学的张道一则主张“美学下来，艺术上去”。所有这些议论均证明，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它的核心目标并不仅在于对美和艺术作纯粹哲学化的思辨，而且在于对艺术现象形成有效的解释和阐明，而解释的前提则是美学家要懂艺术。同样，艺术虽然借助于感性形象显现自身，但对哲学意味或理念的传达却是艺术家的根本意图。就此而言，美学和哲学，就成为艺术家必备的职业修养。 但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美学和艺术的关系不是日益接近，而是日益疏离。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基本可分为艺术美学、文艺美学和哲学美学三大块，研究人员分布于大学的艺术学、文艺学和哲学学科。但近20余年来，国内的艺术美学基本回到了关于艺术的专史研究，存在于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美学也日益边缘化。哲学系的哲学美学，则陷入纯粹的理论思辨不能自拔，对当代艺术的进展缺乏关注。就美学研究者的专业素养而言，虽然大多数人谈起美和艺术的本质规律头头是道，但这些谈论往往是“不及物”的，即一旦涉及具体的艺术作品，就显示出其理论储备的不着边际和大而无当。他们缺少与艺术家的直接对话，甚至连一般性的美术展览也极少参与。这种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当然很难提出真正让艺术家尊重的真知灼见。 与中国当代美学界整体对艺术的疏离相比照。艺术界对美学理论的遗忘甚至蔑视使形势更显严峻。在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与理论家的矛盾已经人所共知，以至于当时的美学家不得不用“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我抚慰。近20余年来，情况更加严重：艺术家除了在需要自我炒作时找几个美学或艺术理论家鼓噪外，大多数情况下处于“相厌两不看”的状态。在艺术界，理论上的反智主义和玩世态度，甚至被视为前卫和新潮的标志。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了艺术领域长期缺乏严肃的美学批评，另一方面直接造成了艺术家人文、哲学素养的全面下降。像在书法界，仅凭反复抄录几首中小学课本上的古诗便成为书法家的大有人在，殊不知书法家并不仅仅要字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要有专属自己的诗文创作。同样，在国画界，绘画固然需要笔墨技法，但神韵、意境的表达却无不关涉到画家的美学素养和人生境界。在西画领域，西方古典主义艺术本身就被定位为“美的艺术”，艺术家美学修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9世纪中期之后，丑进入艺术，这看似是艺术与美学疏离，但事实上丑之所以在艺术中是成立的，恰恰是借助于美学理论提供的论证。尤其20世纪以来，以杜尚开启的前卫艺术的出现，使生活中习见习闻的具体物成为艺术的直接材料，哲学观念的寄寓成为艺术区别于生活的唯一要件，即艺术日益哲学化。在这种背景下，艺术家直接成为哲学家，哲学家通过对艺术观念的深度认知而成为美学家，就成为更加急迫的任务。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当代社会，重建美学与艺术的和谐共进关系是重要的。它关涉到美学理论如何获得艺术的支持，更关乎艺术实践如何获得理论的启示和引领。同时，在当代社会，美学已逐渐从传统的艺术哲学递变为文化哲学，艺术则通过与生活的融会而日益成为公共文化现象，两者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和实践支柱。在这种背景下，美学和艺术的结合就不但关乎一般性的学科建设，更在于由此展现的社会价值，即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品位和质量。由此看20世纪以来由洪毅然等老一代美学家开启的美学与艺术融会的学术方式，其价值就不仅仅牵涉到美学和艺术家的职业素养问题，也不仅仅牵涉到美学和艺术学科的重建问题，而且更涉及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建设如何实现诸种分离力量的重新整合，并进而形成一种健全而有格调的新文化形态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由老一辈美学家开启的美艺融合、多元共进的美学模式，不但不会因为它的专业划界不够清晰而显得过时，反而是为美学学科昭示的一个理想方案。当然，就当代中国美学和艺术日益陷于自说自话、两相疏离的状况来讲，我们距离这个方案的实现不是越来越接近，而是越来越疏远，但惟其如此，更增添了对这种现状作出校正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