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性别舆西方審美文化的分野

       在當代西方大衆文化領域，有關身體的審美理想依舊顯現出不可忽略的性別差異，諸如男性精神和女性氣質之類言說仍未絕跡。儘管遭遇到了持續的解構，這套話語體系依然深刻地影響着日常生活、商業運作、意識形態。事實上，它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背景：自古希臘起，依據身體的自然(性屬)—社會(性別)特徵，西方美學就建構出了等級制的話語體系，最終將男人和女人納入不同的審美範疇，形成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二分法。回顧、梳理、重構這套話語產生的過程，有助於我們理解至今仍支配文化生產的某些基本範型。

       既強調身體的“性屬”(gender)，又試圖超越社會學維度的藩籬，乃當代“女性主義”(feminism)的重要特徵。①在波伏娃(S.d.Beauvoir,1908—1986)、克里斯托娃(Julia Kristeva)、巴特勒(Judith Batler)等人的著作中，男/女二分法均爲解構的對象。解構針對的是已經建構出的體系；沒有建構，解構就無從談起。當女性主義試圖解構諸如此類的二分法時，一個相應的建構過程也被逐漸敞開。就西方美學史而言，與身體性別相關的基本建構日益清晰可見。

       現代流行的男/女二分法源於父權制體系。隨着父權制的崛起，性別關係的天平迅速向男人傾斜：“身體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規律性，通過將婦女從最高級的任務中排除出去，將低級的位置分配給她們。”②於是，“社會與整體宇宙都分兩邊，一邊是神聖、高貴和珍奇的，另一邊是凡俗、平常的；一邊是男性的，堅強而主動，另一邊是女性的，軟弱而被動……”③從古希臘開始，這種社會配置就強調先天差別，試圖將等級制歸結馬自然的安排：

       這是勞動的性別分工，是對兩性承擔的活動及其地點、時間、工具的嚴格的分配；這是空間的結構，存在着男女對立，大庭廣衆或市場專屬男人，家庭專屬女人，或在家庭內部，爐火歸男人，牲畜棚、水和植物歸女人；這是時間的結構，勞動日、耕地年，或生命的循環、中斷的時刻是男人的，漫長的妊娠期是女人的。④根據柏拉圖(Πλτων，前427—前347)轉述的古希臘神話，男人和女人分別來自太陽和大地，其地位差異不言而喻。⑤在《理想國》(Republic)中，柏拉圖將女人定位爲“較弱的性別”(weaker sex)，強調“雄性更強壯”(Republic 451e)。⑥在寫作《政治學》時，亞里士多德(Aριστοτλη，前384—前322)也說：男人的身體和靈魂都可能處於最完善狀態，但女性相對低下，因此，強者統治弱者乃理所當然之事(Politics 1254a5)。⑦

       隨着這種定位日益清晰，性別層面的審美也開始出現分化。男性之美更多地意味着力量、勇敢、英武之氣、蔑視苦難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強壯：

       對於青年人來說，美就是擁有身體上的適宜，以便忍受奔跑時的努力和力量上的競爭；這意味着他看起來舒服；故而適應力量和速度競賽的全能運動員是最美的。就一個壯年男子而言，美就是適合戰時的努力，好看但具有令人生畏的外表。到了老年階段，美就是強壯到足以應付必要之事，遠離造成他人痛苦的畸形。⑧

       強壯意味着力量，意味着可以隨心所欲地移動其他事物：推、拉、舉、戳、抓，等等。顯然，這是一種屬於運動員、戰士、勞動者的美。它更多地顯現爲突出的尺寸、力量、敏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嫻靜是女人的光榮”⑨。作爲“較弱的性別”，女人衹能承擔“較輕的工作”(Republic 457a)。⑩面對掌握權力的男性，她們必須學會服從，展現柔順的動姿。於是，諸如“女人氣”之類話題開始出現(11)。在米南達(，前342—前291)的劇本中，讀者甚至可以發現“可愛的面孔”和“甜美的聲音”等針對女性的描述(12)。吊詭的是，此類言說並不多見，聚焦女性的身體美學並未因此誕生。由於不能參與公共生活(如當將軍、政治家、陪審員)，女性身體事實上處於隱匿狀態，很難進入大衆的視野，因此，作爲一個性屬—性別的她們並非重要的審美對象。(13)在審美領域，她們被覆蓋和遮蔽：“古希臘人認爲理想的美體現在青少年身上”，“大量的花瓶上刻有‘漂亮的少年’字樣，而‘漂亮的少女’則較少見”。(14)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曾經興致勃勃地提到雅典人對美少年的偏愛：“你沒看到人們說塌鼻子的‘容貌俏麗’，高鼻子‘儀表堂堂’，鼻子不高不低的則‘長得恰到好處’？”(Republic 474d)(15)如此說話的他關注的是男性，女人的美則難入他的法眼。對於他來說，女性雖然屬於“較弱的性別”，但仍然應該像男人一樣被對待：“在教育問題上和在別的事情上，女性一定要和男性結合在一起。”(《法篇》805c)“立法者應當徹底，不能半心半意，他一定不能在爲男性立法後，就把另一種性別的人當作放蕩的奢侈生活的工具和取樂的對象，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整個社會的幸福生活衹剩下一半。”(《法篇》806c)(16)這種考慮的核心並非女性的福祉，而是其社會功能：“如果城邦的婦女沒有訓練好，乃至於連母雞面對最危險的野獸或其他任何危險冒死保護小雞的勇氣都沒有，如果她們衹是朝着神廟狂奔，坐在祭壇和神龕前，那麼這種表現確實是城邦的奇恥大辱，是人類最卑賤的表現。”(《法篇》814b)(17)柏拉圖所在的雅典人口並不多，小國寡民的現實處境使他不能過於強調男女之別，否則，本就不大的城邦就會衹剩下一半的勞動力。古希臘的女性雖然被限制在家庭中，但仍需部分參與城邦的物質生產。正因爲如此，古希臘思想家傾向於建構統一的身體美學。譬如，寫作《修辭學》時，亞里士多德主張“男人和女人”應該具有“共同的優點”：其一，所有青年人身體上的優點是身材高大、漂亮、強壯、善於運動，“靈魂上的優點則是自治和勇敢”；其二，“對於女性來說，身體上的優點包括美麗和高大；靈魂上的優點是自治，勤勞而不利慾熏心”(Rhetoric,1361a)。(18)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他又曾提到：“如若狀況良好是指肌肉的結實，那麼，狀況不佳必定是指肌肉的衰弱。要造成良好的身體，就在於使肌肉結實。”(19)顯然，這是一種以男人爲樣板的身體美學。男人被樹立爲典範，女性則不過是難以成功的效仿者。有關男性的審美尺度被擴展到女性身上，規範和引領她們，但又同時顯露其欠缺。在審美場域中，她們被男性巨大的身影覆蓋了，處於從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