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代史料种类繁多，例如档案文献、文集文稿、传记年谱、口述回忆、书信日记、报刊杂志、民间资料、视觉史料等，可谓琳琅满目；从数量而言，官方机构、学术团体、民间个人以及国外等各种渠道编辑出版的史料，也称得上汗牛充栋。丰富的史料对于推进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研究者的立场和预设观点不同等原因，中国当代史料运用中出现了因伪造史料、篡改史料、裁减史料而产生的伪史料问题；口述史料中也存在由于口述者情感立场、记忆失误和知识局限等造成的错误史料问题；还有学者在史料解读中做不到客观准确，不尊重史料，以偏概全，得出片面观点。如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当今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学术领域的伪史料、史料失实、错误解读等问题通过网络迅速向社会传播，一般社会人士对史料的真伪等缺乏判断能力，从而使这些史料问题在社会上广泛流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中国当代史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基本素材，是研究者复原和认识客观历史的“中介”。为便于研究者利用史料，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代史料的主要种类及编纂出版情况进行了概括、归纳和分析①，然而对于史料运用中所存在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却鲜有人专门论及。本文对目前中国当代史料运用中所存在问题进行了粗略梳理，并对如何正确运用史料、解读史料进行了初步思考，以期对中国当代史研究者有所帮助。 一、中国当代史料运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伪史料问题 伪史料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中国当代史领域也不例外。何为伪史料？荣孟源曾指出：“凡本无其物，凭空制造的；伪造原物，冒名顶替的；窜改原物，混淆真相的，不论是实物、文字或口碑史料等，都是伪史料。”②“制造”、“伪造”、“窜改”，这些词语说明伪史料的产生，往往有着明确的主观动机，伪造者通过种种手段伪造歪曲史料，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其预设的观点和结论。 在中国当代史领域，由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外交、领导人活动等层面的档案文献公布得并不多，造成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史料出现空白点，一些人从而不惜伪造史料，为自己的论断提供支撑。例如，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中，多年来一直存在伪史料的问题。关于整风运动的起因，早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指出，“鸣放”是毛泽东建立“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的一个步骤，并说这一计划遭到苏联的反对。书中说苏联于1957年6月间发出一个明确的国际指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中国人民内部有矛盾，苏联国家的人民，没有这种矛盾的。中国共产党不考虑国际环境，独自标新立异，倡导鸣放，影响整个国际团结的发展”；还说：“中国人民内部，究竟有何种矛盾，必须采取鸣放与整风。在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帮，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环攻之下，我们的国际主义者的处境是特别危险的，一切问题也特别严重的，一切也要客观的审慎，合一步伐，无论人民有何种内部的矛盾，此时的当前，皆不需要一个政治性的鸣放和整风。公开宣扬鸣放政策和整风运动，是给资本主义帝帮一个便利的袭击我们。同时，也是无形中违害了国际主义，影响了国际团结。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主张，犯了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错误，务必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发展，扑灭这种机会主义的存在。”又说刘少奇接受了苏联的上列指示，提出“要与毛泽东为首的右倾思想机会主义作严重斗争”，建议“召开入代大会，公决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惩处，结束鸣放，以免影响国际与国内的纠纷”。③该书对这一史料没有注明来源，笔者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表明毛泽东曾有建立“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将整风运动归之于此，很明显是主观揣测臆断。但是仍有研究者根据这一伪史料，得出“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靠拢’”④的结论，以解释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的原因。 关于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及平反情况，史学界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对右派人数及平反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余人。1959年至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了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为所有右派分子统一摘帽，但是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右派分子帽子、不应改正的，全国尚有三千余人；对于这三千余人，对他们的历史功过给予正确评价，恢复其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另外，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也一律给予平反。⑤这其中的数字与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披露的数字大相径庭。该文指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⑥至于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和解密后的中央档案是何时出台的何种文件，该文并没有具体注明，只注释“参见ks.cn.yahoo.com2007-10-03”。中央党史部门在官方史著中引据的数字通常来源于档案或者相关权威著作，真实性比较高，从而较广泛地为学界认可。而后者披露的数字虽然精确到个位，但说全国右派和中右分子达到460多万，夸大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程度，文章又没有公布这些数字的可靠来源，使这些数字有伪史料之嫌。但是由于冠以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和解密后的中央档案的名义，这些虚假数字似乎具有了合法性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还有人为了得出自己的结论，公然篡改、裁减史料，以虚假史料支撑自己的错误观点。例如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e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声称参考1000多份档案文件，在其中一份“只发给(1959年)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参加者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指出：“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额度，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说：‘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实际上，关于“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的谈话，是1959年3月28日李先念作《关于粮、棉、油购销问题和财贸方面几个问题》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而“死一半”之说，是毛泽东在3月26日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时的插话里提到的。毛泽东说：“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⑦可见，“不如死一半”的比喻，完全是针对工业领域里的基建项目。冯客随意裁剪、拼接史料，刻意将毛泽东说的工业问题扭曲成粮食问题，将毛泽东说的让一半基建下马歪曲成毛泽东蓄意牺牲一半中国人，无非是夸大毛泽东对三年困难时期饥荒问题的责任，妖魔化毛泽东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