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G6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4)04-0138-12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北京大學一躍而成為中國新思想的先鋒大本營，引發了南北不同大學的學人關於歷史、文化與現代民族國家關係的討論，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學術地緣與派分的先河。在後五四時代，因北伐、遷都等一系列軍事、政治變革，北京大學先後被改組合併成京師大學校、中華大學和北平大學①，學校的獨立性求之不得，遑論發展。與北京大學地位下降形成吊詭的是，北伐後“北大派”勢力大盛，輿論稱“迨至國民革命成功，國府奠都金陵，曩時北大師生因緣時會，學優則仕。上自首都教育行政機關，下至大學專門校務，並及各種國立學會圖書館等事業，靡不兼容並包，極一時之盛。”②雖然1929年夏北京大學復校運動成功，校名得以恢復，而其“最高學府”的地位早因首都南遷，被中央大學取而代之，北大地位的下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本文即在這一背景之下，來探討胡適三十年代初重返北大，主持北大改革的背景、舉措及觀念，並進而探討這場改革對三十年代中國學術地緣與派分的影響。③ 一、北大紀念刊蔡元培序言解析 1929年12月17日是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日，本來“三十一”年並沒有任何特別的“紀念日”意義，但對北大人而言卻非同一般，因為是北大復校後第一個校慶日，尤顯得特殊，因此大張旗鼓地舉行隆重的校慶紀念活動，並出版紀念專刊，請老校長蔡元培作序。蔡先生對遷都後北大面臨的境況有一清醒的認識，他所寫就的短序，不同其他序言類文章的客套與委婉，語言異常冷峻地告誡北大同人：“若要維持不易動搖的狀態，至少應注意兩點”： 1.“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針對北大同人中有一部分人，好引北大過去歷史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禪，蔡元培特別指出：“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於人才之集中，半亦由於地位之特別。”蔡解釋說，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所以於不知不覺的艱難之中，“而隱隱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於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換言之，北大取得“最高學府”地位多由於因緣際會，與首都地位息息相關，所以他特別警告：“今則首都既已南遷。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於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話中對北大的“全國最高學府”地位幾乎全盤否定。 2.“要以學術為惟一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活動紀念中，學生們重點回顧與展望北大的歷史與使命，所希望者多從政治與學術並兼立論，對於北大人在社會上包辦一切相當自得。但蔡元培卻當頭棒喝，提出警告“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對於北大同人以前從事政治活動的歷史，蔡元培解釋為特殊情勢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暫時行為，且犧牲太多，“從前在腐敗政府之下，服務社會者又不可多得，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大學，不得不事事引為己任。若就求學目的說起來，犧牲未免太多，然在責無旁貸的時期，即亦無可如何。”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則政府均屬同志，勉為其難；宣傳黨義運動民眾等事，又已有黨部負了專責。”故此，他提出北大人不能包辦一切，應專心治學，“我們正好乘黨政重任未尚加肩的時候，多做點預備的功夫，就是多做點學術上的預備。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棄學業，他日重任加身，始發不學無術的悔恨，就無及了。所以應守分工的例，不想包辦一切而專治學術。”④這實際上是委婉告誡北大人勿再斤斤於政治。 蔡元培先生之所以在北大三十一周年校慶之際，講了如此不太合時宜的話，實則對於北大此時的境況有一清醒的認識。事實上，至三十年代初，北大是一個各方面均亟待振興的大學。不僅由於首都遷移，北大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傳統地位受到來自中央大學的直接挑戰，且其他各國立大學快速發展，北大本身的辦學物質條件與人才資源相形見絀。 就經費而論，北方的清華大學以庚款為基金，校務發展迅速，建築設備均遠勝於北大，南方的中央、中山、武大在國民政府的扶持下，校園建設、經費撥付均優於北大。北大獨立後的經費還是自1919年以來的常數，即每月7.5萬元，每年經費為85萬元，到蔣夢麟接手時，“至今未改，故異常困難”⑤。而同期1931、1932年中央大學的經費預算達192萬元⑥，北大的經費尚不及中央大學的一半。北大獨立之初，其基礎設施已遠速落後於其他國立大學，僅就1931年當時國立大學的設備價值來看，國立武漢大學為910，070元，國立清華大學為511，096元，國立中央大學為436，342元，國立中山大學為186，084危，國立北平大學為105，350元，而國立北京大學僅有30，917元。⑦這表明北京大學的設備總值與其他國立大學相較差距甚遠。 就人才而論，當時南方受革命影響，風氣為之一振，北大的老教授受時局困擾，多南下或他就，北大名教授減少甚多。雖然陳大齊任上多次公開籲請北大老教授重回北大，無奈受制於經濟等因素，效果並不理想。就當時大學教員的工資水平而言，南方的待遇較北方優越。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在1927年6月公佈大學教員薪俸數目：教授月俸400元至600元，副教授260元至400元，講師160元至260元，助教100元至160元。而在北方，據國立京師大學校職員薪俸規程，教授月俸160元至300元，北方無副教授名目，僅有預科教授，倘其地位與副教授相同，其最高薪俸不過260元，等於南方副教授之最低薪，最低不過120元，助教月俸為20至30元。⑧這一情形在三十年代初蔣氏接手後並沒有多大變化，“那時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去了。一個大學教授的最高俸給還是每月三百元，遠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⑨這顯然對北大招引人才不利。 二、胡適的“妙計”：北大與中基會的合作計劃 1930年12月23日，在北大學生歡迎新校長蔣夢麟的大會上，蔣作了專門的演講，特別提到：“現北大最感困難者為聘教授，經費問題次之。”他作了這樣的解釋：“以前全國人才集中北大，大學不多，且未整頓，故北大易聘優秀教授。今各大學中多半為北大同人，黨政各界，均有北大同人插足。此種困難之點，諸君想可諒解。”⑩在動亂的年代裡振興北大，面臨外部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內部經費人才的雙重壓力。就外部而言，蔣夢麟亦十分清楚大學與政治的關係：“政治腐敗，我們那裡能不談政治；既談政治，教育界那裡能不遭到政客的摧殘，仇視，利用。即退一步，我們可以不談政治，然而那裡不能主持公道？主持公道，即不公道的一班人，就與我們搗亂。”就內部而言，辦理大學多年的他十分清楚，要提高學術，“第一要工具，第二要人才”，“沒有經費怎麼辦得動”(11)。蔣夢麟上任後，首先面臨教授薪俸太低、學校經費不足且不穩、圖書設備無力擴充等困難。經費困難(政府的支持有限)，人才難求，學風不振，蔣氏面臨如此困難，他力圖重振北大，所依靠也主要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老北大人了，特別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學界有影響力的自由教育者，蔣夢麟後來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與孟真二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二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12)其實，在“九一八”之前，蔣夢麟著手對北大進行改革之初，就已經商量於胡適，在這一過程中，胡適所起的作用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