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又称《取缔规则》)，不意引发中国留学生强烈反抗，大量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在这些归国学生中，姚洪业、王敬芳等人计划筹建一所私立学校。经过一番努力，1906年4月，这所私立学校在上海吴淞开办起来，取名中国公学，即“中国人公有之学校”①。 中国公学(简称“中公”)经历二十余年发展，成为中国知名的私立学府。讵料1930年10月，中公爆发风潮。此次风潮围绕校长马君武去留问题，学生和教职员形成“拥马”和“反马”两派，斗争不断升级。持续到次年2月，校董会依然无法稳定局势，最终国民政府出面，按照相关法律，接管中国公学，党部势力借机控制学校。经此风潮，中公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私立名校最终沦落成“一个党员吃饭机关”②，堪称近代教育史上一大憾事。中国公学1930～1931年的风潮颇能折射当时校园政治的特点，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不多③，笔者在此试对其做一考察。 一、学生与风潮 中国公学的管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一些经验，“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④。创办伊始，便充满民主的氛围，学校不设校长，学生自我管理，以“彻底发挥民主自治之精神”⑤。1908年，中公设校董会，成为学校最高管理机构。校董会先后聘请郑孝胥、夏敬观、王敬芳、何鲁、胡适等任校长，负责校务。学生的自治权限虽被压缩，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传统精神，后来仍然有一部分保存着”⑥。另外，中公校董和校长多为社会贤达，他们有较多的社会事务和个人事务，无法集中精力管理学校，故经常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易形成虽然民主但也散漫的校风，派系之争往往比较突出。1930年10月的中公风潮的发生就因派系矛盾而起。 中公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等，各种力量都尽可能争取学生支持，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公政治经济系学生数量最多，是各派的必争之地。1930年10月14日，政治经济系学生开会，李雄、严经照(两者为国民党员)欲把持该系学生会工作，但遭到邓中邦等人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李、严二人衔恨报复，由严经照向上海市八区党部控告邓中邦、魏佐翰、林宏亮、张国辉4人为共产党，并请派军警拘捕。党部派军警深夜到校搜检，并拘捕了邓中邦、魏佐翰。因为党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此二人为共产党，次日，校长马君武旋将邓、魏保释回校。 事情发展到此，本可告一段落，此事仍属学生会内部不同派系的争斗而已。但出乎意料的是，10月19日，马君武集合学生开会，当场宣布开除李、严学籍。原因有三：其一，李、严因私愤，竞“欲致同学于死地，不特手段过于残酷，且此后人人自危，学校亦将从此不宁”⑦。显然，二人的道德水准与姚洪业等创办中公所强调的“注重德育”⑧的指导思想是相背离的，也是引起学生公愤之处。其二，李、严二人跨过学校层面，直接向区党部告密，引来军警抓捕学生；而区党部亦没有与学校沟通，未经查明事实真相，直接深夜搜检、拘捕学生。这着实让学校管理者尴尬。作为国民党元老的校长马君武，对此更是难以忍受。他说：“如果此风一长，学校的秩序如何维持?学生的安全有何保障?我身为校长有责任维持学校的秩序，保障同学的安全，对挟怨陷害同学的害群之马，不能不予以严厉的制裁!”⑨其三，邓中邦是广东五华人，与马君武属两广同乡。开除李、严二人，既能保护同乡安全，同时也提高自己在两广同乡中的威望，此举也在情理之中。 之后，马君武应日本学术团体邀请，东渡日本进行学术交流。马没有想到，等自己回国之际，迎接他的是一场令中公陷入困境的风潮。 李雄、严经照被开除之后，向八区党部汇报了此事的结果。10月26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召开扩大宣传会议，议决通过八区党部提交关于马君武“包庇反动分子，压迫本党同志”的提案，决定以市党部名义发表宣言，要求严惩马氏⑩。 市党部宣言的发表，给中公校董会带来压力。校董会不得不讨论校长马君武的去留问题。尽管马君武赴日未归，校董会还是于10月30日晚召集会议，在马君武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准马辞职、新聘于右任为校长的决议。孰料，《时事新报》、《申报》等媒体于10月31日均刊登一则消息，内有“马君武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之语(11)。此消息在中公引发了更大的风波。 马君武接替胡适掌校之后，在学校管理、发展学术和扩充学校规模等方面建树颇多。现在听说马被免职，学生“皆极激愤”，罢课集会，向学校提出拥护马君武为中国公学校长，请求校董会收回免马校长职之成命等四项要求(12)。此次集会，拥马的学生选举出张耀先等十一人组成代表团，作为与校方交涉的组织。11月3日上午，代表团在学生大会上通过以下提议：一、贯彻挽马主张到底；二、请求董事长蔡元培到校报告事情经过并安抚学生；三、严密维持学校秩序；四、照常上课，并请各教授按时到校，不得无故缺席；五、择日招待吴淞各界、上海报界，使外间得明真相；六、请本校教职员明白表示态度；七、提取学生自治会会费备用(13)。学生代表团的提议尽管有合理的要求，但对校董会、教职员所提条件已超出学生“民主自治”的权限，特别是必须以马氏为校长的要求，明显是对学校行政管理的干涉。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就主张“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14)。如果不是关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学业是“断乎不值得牺牲的”，学生不要参与“罢课游行，甚至毁物伤人”的活动(15)。所以，代表团煽动罢课的行为和干涉校政的过分要求引起董事长蔡元培的不满。尽管蔡应代表团的要求，在11月3日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但他态度强硬，坚持董事会聘于右任为校长的决议，拒绝请马君武回校主持校务。为使局面尽快安定，同日，蔡元培拜访于右任，敦劝于早日就任中公校长。 11月5日晚，反马的学生代表也拜会于右任，请于氏确定就职时间，以便做欢迎准备。于氏作为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校董、老教师，眼见校内情形日渐复杂，又经蔡元培和学生代表的恳请，他最终表示“余为党为校，决负完全责任”(16)。后来确定11月10日到校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