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城市的公共活动场所并不丰富，通常庙宇是人们聚集活动的地方，进入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的空间形式发生巨大变动，众多新兴的公共空间得以兴建，成为近代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重要特性。①在广州，1910年前后由归国华侨创办了真光、先施与大新百货公司。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公共空间相继在广州出现，如1921年的第一公园、1921年的明珠影画院，以及1925年开始筹划建立的公共运动场。②与此同时，传统的公共空间开始日渐消亡，但其中仍有一些不断依据时势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以延续其生命力，如茶楼、戏院、佛教寺院等。 近年来围绕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多从公共空间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公共空间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象征、公共空间与现代性、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性别主义等研究视角展开。史明正通过考察北京私人和皇家园林、庙宇转变为公园的进程，揭示了近代城市进程中帝王领域的收缩和公共领域的发展；③他进而还通过考察20世纪早期北京皇家园林被改造、开放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过程，揭示了政府与地方精英在北京公园建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④王笛关注街头、茶馆这些公共空间如何形成、运作与发展，进而演变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空间。⑤陈蕴茜的研究则引入空间殖民主义理论，揭示了租界公园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⑥她还从空间与象征的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山公园如何成为国民政府推行孙中山崇拜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以及这一权力渗透场域对民众日常生活、社会记忆的影响。⑦熊月之通过展示张园从一个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型的轨迹，提出“中西文化的并存与混合”这一重要观点。⑧李德英考察了近代成都公园对市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这一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具有环境、娱乐和教化多种功能。⑨ 相较于近代上海、成都、汉口、天津等地公共空间的研究，以近代广州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非常贫乏。在陈晶晶对近代广州公园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⑩后续研究者的相关研究都未有太大突破。詹瑾妮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新兴公共空间与城市日常生活，(11)但受史料与篇幅所限未能达到深入的研究。其他学者对公园的研究也多限于考察公园建筑理念、建筑规划设计，或梳理当时兴建公园的历程。蒋建国围绕晚清广州茶楼、戏院做出了系列研究，但他是在消费文化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的对都市空间的研究。(12)程美宝重点通过对晚清广州戏院/戏园的考察，揭示了清末粤商在各大城市的流动足迹。(13)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焦点更多放置于1900年以前的广州，(14)事实上，1900年-1938年(广州沦陷前)是广州进入近代化全面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在西力冲击与五方杂处的社会生态下，城市发展出了蓬勃的商业、繁庶的物质文化；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仍未完全解体，新的文化品位与感知体验尚待建立。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公园、百货商店、新式影院)与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戏院、茶馆、赌馆等)，并立存在于城市空间布局中。由此，笔者将研究的焦点放置于1900年-1938年广州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如何经营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公共空间又给他们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怎样的舞台，同时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有着怎样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所展开的公共生活又是如何与大时代背景下的地方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即使本文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物质空间，但力求揭示出近代广州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变迁，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微妙较量，以及普通民众复杂多谲的城市体验。 公共空间一般指产权归属公众，向社会各阶层的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等——开放的物理空间。其中一种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如街道、公园等，即为城市公共空间；另一种是归属私人所有；还有一种介于“公”与“私”之间，“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称为半公共空间(semi-pubic space)，如戏院、茶馆、百货商场等。(15)本研究中的“公共空间”包括第一种类型的公园以及第三种类型的茶馆。公共生活，即指人们在公共空间内展开的社会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取公园和茶馆为考察对象，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这两处公共空间是当时广州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集聚之地，(16)固然也就成为笔者观察当时社会风貌的最佳之处；另一方面，这两处公共空间一个是新兴的，一个是传统的，因此，对它们的考察与比较更容易使我们理解当时复杂的城市社会文化，普通民众、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如何在公共空间中相互作用，从而使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以新旧共存的面貌延续下来。 二、公共空间与市民生活 (一)公园与市民生活 公园这一概念于20世纪初首次引入中国，“公园意味着公众所有，大家皆可享用，而花园和园林则蕴涵着它是皇家或私人财产”。(17)广州市第一所公园于1920年在清代抚署故址开辟兴建，原称第一公园，1925年改称中央公园。(18)至1934年，广州共有八所公园：中央公园、越秀公园、东山公园、河南公园、永汉公园、净慧公园、中山公园、白云公园。(19) 1.平民化特征 近代广州公园真正体现了“各色人等均能平等享用”的平民化特征，这与当时中国其他城市公园消费是“一种奢侈品，要贵族才能享用”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女工只有“少数星期日约同到兆丰公园玩玩”。(20)经济条件的限制成为她们游园的首要障碍。成都劳动总会代表劳苦大众向少城公园管理者提出发给优惠券的申请时言：“我七千万同胞共组织之公园，亦为一铜元所限，不得享自由出入之权利，我何人斯，而能堪此。”(21)相比各地做法，广州公园的消费门槛很低，起初不要门票，后来改为收费，但价格仍非常低廉。海珠公园曾议决不收门票，市政府给出这样的解释：“市工务局长程天固，以公园本公开性质，与民同乐，罕有入场收费者，乃本市海珠公园，因支搭板桥往返，竟至入场收费，以致一般贫民，望门兴叹，与公开性质，不无抵触……昨特向第一次市政委员会提请该项收费取消，任从市民自由往返，以资娱乐，而示公开。”(22)可见，广州公园的平民化特征与市政当局的开明政策不无相关。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在现在的中国里面若要找一个较自由及平等的地方，请你到广州去，第一公园不要买票，谁都可以进去观赏，哪里有什么贵族与平民之分？”(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