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与青年团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  

——以四川地区为考察范围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志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江苏 210093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按照列宁主义政党原则,早期中共与青年团在政治上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组织上却相互独立。这种特殊的制度设计使得早期青年团摇摆于后备军与“第二党”之间,以致无法准确定位。如在四川,各级党与团组织即因彼此之间的成员分化与干部调配而多有龃龉。尽管党团中央、四川党团省委竭力纠偏,但仍未能改变基层党团组织间的此类痼疾。而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列宁主义政党原则下地方党团组织间的互动过程,作为彼此组织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地方党与青年团,则在该过程中藉此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早期地方党团间的此类纠纷,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双方体制内竞争的产物。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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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5-0004-11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国共对峙十年时期中共地方党史研究较为关注,如上海、广东、河北、东北等地,也相继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①。但西南重要省份、后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②中共地下党的相关研究却乏善可陈③。在中共党史中,青年团作为一个群众组织,长期以来是以党的后备军与助手的面目出现。既有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团对于中共而言,究竟是后备军,抑或“第二党”,并无一个明确的定位,甚至双方还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组织竞争④。但此类冲突往往在省级以下的党团组织间表现得异常明显。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微观层面来“解剖麻雀”,将考察范围缩小到具体省域,即以四川地区的早期党团组织为考察重点,试图对两者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做一剖析,以揭示在革命大背景之下,列宁主义政党理念在地方社会的输入与演绎,以及与基层党团组织间由此产生的互动关系。

      一、四川中共党组织与团组织的早期发展

      与国内不少地方类似,四川青年团组织的发展要先于中共党组织。1920年,早期四川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王右木留日返川,在成都组织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向大中学生、教师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次年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成都、重庆以及川北南充等地相继建起团组织,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如规定“违背纲领、章程、决议案者开除之,不到会满连续三次、三月不纳费开除”等⑤。1922年10月,团成都与重庆地委的正式成立,直接带动了一些基层团组织的组建,如泸县、内江、涪陵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团组织。1923年,在宜宾县还诞生了第一个四川农村青年团组织⑥。四川团组织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前期,不少地方的团组织发展要早于党组织,这使得早期团的力量较党为优。如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例,青年团在该运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利用青年学生的优势,使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出现“许多地方如福建、四川、陕西、大连等,只有共青团没有共产党;有的地方如江西、安徽、山西等省,团组织比党大而普遍”的现象⑦。在四川,成都、重庆团地委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如成立由成都团地委委员廖恩波为总务部主任的“上海日、英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等组织,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入团⑧。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作为群众组织的青年团的发展,客观上为党组织在各地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四川,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就与青年团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5年,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加强党的组织,四川党组织的建立加快了步伐。为了尽快成立四川党组织以领导青年团从事青年运动,是年9月,重庆团组织致函团中央,主动表示“盼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运动。”⑨“中学”与“大学”在当时分别为团与党的暗称,这也说明早期党团成员中青年学生占据了重要部分。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的批准,重庆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的重庆地委,负责管辖四川党组织,并将一批符合要求的团员转入党组织。如据团地委向中央的报告称,已将“Y校同(学)二十二人加入P校”⑩。Y校即青年团,P校即共产党。一大批团员转入党组织,迅速增强了四川党的力量。此外,团重庆地委也进行了改组,以童庸生为书记领导全川团组织。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还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展。四川党组织成立后,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国民党在四川建立省县组织。特别是在1926年,为了策应广东方面的北伐,9月28日,四川党组织以国民党临时党部的名义,发动了著名的顺泸起义,尽管此次起义后于1927年5月失败,但这是四川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年底,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并成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共产党员在其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如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四川党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只有二人是左派,余均C.P.”(11)。除此之外,四川党还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如当年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来川招生,中共党组织积极选送一批党团员报考,最后录取了207名,其中就有赵一曼、罗瑞卿、陈伯钧等人。在党员数量方面,四川党因工作积极,党员数从7月份的42人增加到8月份的120人,因党员发展迅速,还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12)。

      与广东等地党与团组织发展不同的是,四川早期党与团的组织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即使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刘湘等人为代表的四川军阀割据称雄,一直对四川党与青年团采取高压态势,加之经济落后与交通闭塞,使得四川党与团组织的发展较之其他一些省份要艰难得多。1927年3月31日,为抗议英美等国在南京事件中的暴行,中共重庆地委发动了由社会团体与市民组成的反帝运动,但此次运动遭到了四川军阀刘湘的严厉镇压,即“三·三一”惨案,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等人牺牲,四川党团组织遭到沉重打击。

      1927年中共“五大”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傅烈为书记的四川临时省委(13),领导四川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1927年至1933年间,四川党团组织多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几次被打散。先后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的傅烈、穆青、刘愿庵及军委书记李鸣珂等人被捕牺牲。如1928年,因团省委书记彭兴道等人的叛变,使得党与团的“省委工作同志及巴县县委书记及其干部分子至此几完全尽绝”(14)。特别是1933年,团省委派出前往嘉定(今乐山)的巡视员李乙凡与团嘉定负责人李国明被捕叛变,他们“不分昼夜在大小街候人捕人”,使团省委组织部遭严重破坏,团省委书记以及党省委代理书记被捕,“该团省只剩宣部一人”,党省委也破坏严重(15)。尽管四川党与团组织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省委机关多次被破坏,但又迅速重新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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