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化界开始赋予“理论”一词以特殊含义，这一特殊含义后来也被英美批评界逐渐接受。①当时，一批如日中天或崭露头角的理论家成为理论帝国的“建国之母”和“建国之父”，其中包括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图塞、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雷蒙·威廉斯、露西·伊瑞格瑞、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埃莱娜·西苏、尤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爱德华·萨义德等②。杰姆逊在20世纪80年代描述过当时理论帝国的统治：“在我们的上一代，还有专业哲学的技术话语……我们还能区别出与之平行的其他学术领域的十分不同的话语——例如政治科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等的话语。今天，我们日渐拥有一种简单地称为‘理论’的写作，它同时既是上述所有话语，又绝非上述任何一种话语。”③理论帝国几乎消灭了一切专业差异，统治了所有的人文学科和价值观念。 “理论帝国”的成分极为庞杂，既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叙事学、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也包括各种身份理论，例如性别理论、女权理论、同性恋理论，还容纳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当然，也包括后殖民理论——“帝国”的概念就来自后殖民理论专著《帝国书写反击》。该书书名取自小说家萨曼·拉什迪的作品，所谓“帝国”指的是向中心挑战的后殖民时代的前殖民地，而“书写”的“反击”有两个层面：“不仅通过民族主义的主张，宣布自身成为中心并且自决，而更根本的是，通过质疑欧洲和英国形而上学的基础，对从一开始就将中心和边缘置于对立两极的世界观提出挑战。”④这一“帝国”既是后殖民的地域概念，也是理论家的形而上学概念。由于后一概念尤其重要，不少理论家直接使用“理论帝国”一词，而集大成的《理论帝国：异见选集》似乎是为早已建成的这一帝国做了最后的总结，同时也宣告了理论帝国在“异见”之中分崩离析。 理论帝国建成之后，其话语成为统治话语；异见成为主流，边缘成为中心。在这一帝国，很多传统概念得到重新界定。价值(value)不再是维系社会和人类的纽带，而成为打破秩序的力量：“对于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来说，价值似乎无可置疑地在于摆脱结构和扰乱系统，似乎边缘的、反常的、不可容纳的成分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异见势力。”⑤规范(norm)虽然不可避免，但总是压迫性和限制性的；共识(consensus)也是如此：“在某些后现代的思想里，共识是暴政，团结只是无灵魂的顺从。”(Theory：13)在理论时代，传统人文主义，特别是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人类不再被认为拥有共同的本性或者共同的价值；相反，不同的种族、阶级、性别都有不同的诉求，反映出诸多“文化差异”。以上重要概念的重新界定不仅有理论、哲学、伦理学后果，也有现实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理论和现实几乎是同步的，而且是互动的。 理论帝国既有形而上学，也有较为务实的部分，即文化研究，同时还有随之而来的更注重实践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吸收了各种理论的“形而上”部分，但也高度关注一切“形而下”的通俗文化——正所谓“高雅理论、低俗文化”⑥——同时以“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实践工具。与理论在形而上学上的主导同步，在现实政治、文化、社会、教育层面，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诸多西方文化中已成为官方政策”⑦。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得到政治理论的诠释⑧，同时也进入政治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⑨。在司法实践层面，多元文化主义也得到法律保障。⑩既然多元文化主义已进入政治和司法操作层面，就必然有相应的教育需求，以培养为多元文化社会服务的人才。这就既要求大学的某些特定学科担负起特殊使命，培养有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多元文化专家和专门人才(11)；同时也要求中小学担负起一般使命，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普通公民。(12) 理论帝国的建立、文化转向、多元文化的兴起，这一切都与世界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冷战之后，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削弱，新兴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崛起；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格局得到重新调整，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走向中心，或者至少向中心发出挑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理论和多元文化的兴起完成了意识形态调整的重要使命，加固了当代西方世界的思想根基。西方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或者体系，能够迅速调整意识形态，不断加固自己的思想根基，并且逐步将之落实到政治、司法、教育部门，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和谐，这一调整应该说颇为成功，反映了西方世界的独特优势。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思想家就一直重视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即文本与环境的关系，或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两者关系的探讨、界定、调整，贯穿着西方思想史，在理论和理论后时代也仍是理解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关键。在这两者中，务虚的理论可以更加桀骜不驯、恣心所欲，而务实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更加节制、审慎、平衡。但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原有中心，试图重构或调整中心与边缘的辩证法。如上所述，对于理论帝国而言，规范是压迫，共识是暴政。多元文化主义则致力于理解并尊重文化差异，使不同文化和平共处，以建立多元、多极的和谐社会。(13)不过，在现实世界，建立在差异和多个规范之上的多元文化社会有时却难以和平共处，甚至会发生文化冲突，包括暴力冲突。尽管如此，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在理论后的今天，仍有论者认为，西方民主的根基在于“歧见”，鼓吹“共识”是西方精英集团仇恨民主的表现。(14)“歧见”或者“共识”基础上的民主应该建立在什么理论基础之上，应该具有什么操作方案，这是理论后时代的核心论题，也会决定理论后时代的文化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