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儒”的起源和发展 （一）“君子儒”的起源 “君子儒”出自于《论语》，是孔子告诫其弟子子夏的一句话：“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翻译为“你是做君子式的儒者，还是做小人式的儒者。”他希望弟子不仅要成为精通“礼、乐、射、御、书、数”才艺的“知识分子”，更要成为能够坚守良知与理性，明辨是非善恶，懂忠恕，去私心的具有优良道德品行的“君子儒”，而非“小人儒”，这才是对国家与国民最大的贡献。 （二）“君子儒”的核心内涵 传统儒家文化中，“君子”指既有社会地位又道德高尚者，“儒”泛指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究其内涵，“君子儒”需要具备以下核心特质： 第一，知智。知，指学问。智，指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智”要求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更要懂得如何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做事不要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此外，懂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妥善处理人与社会之间各类关系，凡事讲求协调和谐，追求中和。 第二，仁德。指彼此相互关爱、互助，常怀仁慈、友爱之心，具有致利除害爱人无私的崇高道德。在《论语·雍也》中有描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德”主张体恤民情，爱民忠君，心怀社稷，主张自己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生存与发展，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了他人的存在，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第三，义勇。指守正恶邪，坚守正义，遇事勇敢且见义而为、不畏强权。孔子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不能专讲尚勇，崇尚勇敢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制约，只有义字前提下的勇敢，才是真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社会动荡，一个小人会以勇犯罪，作奸犯科。 此外，“君子儒”精神还强调文武艺。儒家一直以“修己治人”为目标，将礼、乐、射、驭、书、数六方面文武技能作为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正心、修身进而治国平天下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六艺注重提高社交锻炼、品德修养、强健身体、统筹协调、文化素养和科学知识等方面能力，要求君子深通文艺，礼教有成，多方面综合发展。 （三）“君子儒”的发展 “君子儒”精神提出于距今约2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几千年来不断继承和发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社会作用下又有新的发展。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下开始转型，传统“君子儒”开始从重个人修养、讲究洁身笃守的价值观向兼济天下、注重身体力行的嬗变；当代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为“君子儒”赋予了新的外延。 二、“君子儒”文化在中国古、近代政府审计中的传承变化 （一）中国政府审计的职能和作用演变 从职能看，自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开始出现政府审计，一直到元明清时代的封建制时期，政府审计的主要职能为认证、评价，部分朝代的政府审计同时具有司法职能。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时期，政府审计职能未发生根本变化，仍以认证、评价为主，特殊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增加了建设职能。1982年开始，中国政府审计经历了现代审计四个阶段，审计职能从最初的认证、评价逐渐扩展到认证、评价、见证、预防、抵御、揭露以及参与国家治理等方面，审计覆盖面有极大扩展。 从作用看，封建社会阶段，除了经济鼎盛时期的唐朝外，其他朝代政府审计独立性均较低，作用有限。近代社会，政府审计独立性有所增强，但由于政局动荡，经济波动剧烈，审计作用及其独立性难以有效发挥。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机构设置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审计资源配备不断增强，审计理论方法和经验不断深化和积累，政府审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审计的独立性越来越高，在捍卫国家利益、维护经济发展、守护公共资金、制约权力运行、反腐败和促进深化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推动完善国家治理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君子儒”文化在古、近代政府审计中的演变 1.封建朝代王权政治下的“君子儒”。中国传统主流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贵族君子政治，抑或王权政治。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政府审计机构的工作内容和中心，都要围绕巩固君王统治地位和维护专制统治而展开。“君子儒”所宣扬的“知智”、“仁德”和“义勇”在封建制朝代政府审计中，体现在审计技术的发展、审计重点的选择和审计部门实际独立性等方面，其中审计技术和方法的科学性决定了“知智”的深度，审计重点能否关注民生疾苦决定了“仁德”的高度，审计部门能否独立发挥监督、评价作用决定了“义勇”的力度。在有些朝代——如隋唐宋时期，政府审计查账方法已开始注意到账账、账证、账实相符，在分析比较法中，开始应用定额对官吏经济政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考核评估。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外部专职的审计机构——比部，独立于财经部门之外，定期进行财政财务的终审，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从整个中国封建历史来看，由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普遍重文轻理、重农轻商，人民在理政治国方略中实际受重视程度不高，加上封建王权下的专制主义影响，“君子儒”所推崇的恤民、独立等精神在大多数朝代的政府审计中仅处于发展萌芽状态。特别在元明清时期，更是“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清朝还广泛地应用“比照法”，用案例和比照替代法律，随意性较大，破坏了审计的法律依据及其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