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山西太原南郊的晋祠，或称晋侯祠，传说是祭祀晋国开国之祖唐叔虞的场所。自两汉以降，历代皆有重修、复建，亦有改易，逐渐成为一个寺庙群。通过对晋祠的考察，我们可以对太原地区开发历史的线索有更清晰的了解。①熙丰改制或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大事件，历来多为学界所论，②本文所及并不仅仅欲使这两件看似无关之事有所勾连，而意在强调以王安石变法为中心的这一时期，是晋祠、或太原乃至晋中历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之一。 一、晋祠与王安礼 晋祠中存有唐太宗李世民所书《晋祠铭碑》，多为学者及书法界瞩目。碑阴除有七行为唐臣长孙无忌等列名外，余为宋、明、清人的题刻，两碑侧亦有题刻，其中均以宋人题刻为最多，即如： 临川王安礼赴官太原，过谒祠下。因与钱塘杨世昌、河南张仲谘会于泉亭。熙宁戊申三月十四日题。③ 熙宁戊申岁九月十四日，范阳卢大雅君美、临川王安礼和甫、清源王本安国、同谒晋祠，舍均福堂。④ 此两事发生在同一年，即神宗熙宁元年(1068)的三月和九月，前者是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到太原赴任时，与朋友在晋祠游览时所留；后者是他在任期间与朋友再游晋祠时所留。此时，王安石才从江宁知府任上入京为翰林学士，开始与神宗酝酿改制事宜，而王安礼“从河东唐介辟”，⑤即应河东经略使唐介之邀来太原，但到时唐介已入京为参政，王安礼在太原“掌河东机宜”。⑥兄弟两人同年双双北上，或属偶然，但学界论王安石、王安礼兄弟于新法意见不合等情，在此时应尚未发生。 与王安礼同游之“钱塘杨世昌”，不知何许人。同时代有自称绵竹羽客的西蜀道人杨世昌，与苏轼同乡相善，曾与其同游赤壁。又同时期有山水画家杨世昌，生平不详，作品有《崆峒问道图》，但应均非此人。河南张仲谘亦不知其人。 时隔半年，王安礼又与卢大雅、王本到晋祠一游。王本，字安国，系宋初著名宦族太原三槐王氏子弟，未出仕，声名不显。⑦其家迁自山东莘县，此处称其为“清源王本”，即王安礼未将其与望族“太原王氏”联系起来。范阳卢氏与太原王氏同为北朝以来的北方大族，至宋初其地位已不再显赫。此卢大雅生平不详，或其族裔。《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王安礼《王魏公集》七卷，其中有“送卢大雅赴阙”一首： 萧鼓纷纷载酒醪，送行汾水觉秋高。吏民遮道瞻思切，车马还朝气势豪。圣主询谟忘旰昃，明庭收选尽英髦。看君才业何人似，哿矣趋荣勿告劳。⑧从诗中看，王安礼此时尚在太原。“明庭收选”句似说卢大雅前往京师应考，但这位甚得王安礼推重的人显然并没有青史留名。 在唐代，太原王氏与范阳卢氏二族仍互为姻娅。据王安石所写《先大夫述》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其所以徙。”⑨王安石的姻亲曾巩亦说，“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⑩可知临川王氏崛起之后，仍愿附会于太原王氏。王安礼初到太原，与此二人相聚，可能是借此互相联络感情。 对王安礼在太原这一段的经历，我们至今知之甚少。但从他日后的诗中看，还是对这段时日充满留恋的：“几年留滞起边愁，只忆家园烂熳游。今日西来更愁索，却令人意忆并州。”(11)王安礼任河东机宜时所做的一件大事，是熙宁四年鄜延路(今陕西延安)在罗兀建城，作为对西夏战略的重要举措。“河东发民四万负饷，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后帅吕公弼将从之。安礼争曰：‘民兵不习武事，今驱之深入，此不为寇所乘，则冻饿而死尔，宜亟罢遣。’公弼用其言，民得归，而他路遇敌者，全军皆覆，公弼执安礼手言曰：‘四万之众，岂偶然哉。果有阴德，相与共之。’”后朝廷河东议功，吕公弼将受，亦为王安礼建议辞去，故吕公弼遂荐王安礼于朝。(12) 《宋史·吕公弼传》记此事小有不同，“韩绛宣抚秦、晋，将取罗兀城，令河东发兵二万，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虏必设覆以待我。永和关虽回远，可安行无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覆，诏褒之”。同书记“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13)吕公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也是他出知太原府的原因。朝廷接受种谔建议营建罗兀城，是对西夏进取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王安石主政时期采取积极边略的一部分。无论王安礼的主观意图如何，他在太原期间便与王安石的对立面绑在了一起。 熙宁五年正月，“试校书郎王安礼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安礼先掌河东机宜，吕公弼荐于朝，谓材堪大用。代还，召对称意，欲遂加峻擢，兄安石辞之，乃有是命”。(14)王安石拒绝了神宗对王安礼的重用，是出于避嫌还是由于政敌的推荐，不得而知。 同年五月，王安礼奉命编修“三路义勇条贯”，这应该是他以在河东机宜任上的经验为基础上疏的结果，也可视为此任与新政关系的余绪。王安石对神宗说，“奉旨令臣弟安礼选举相度，观臣弟必不能选举，恐合自朝廷差，仍须候赵子几京西回，令与张京温同去乃济事。”(15)对王安礼明显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王安石之所以对此事颇为看重，是因其与新法中的保甲法有关，而赵子几则是保甲法的始作俑者，这时他正将开封府推行保甲的经验向京西路推行。 熙宁三年十二月，始行保甲法。“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16)尽管保甲法设立的初衷是加强地方治安，但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王安石亦意图借保甲义勇逐渐取代募兵，以节省养兵经费。(17)司马光的《乞罢保甲状》的理由之一，就是民兵遇敌“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这与王安礼阻止吕公弼发河东民兵的理由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