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4)03-0037-13 时间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由此而产生了社会时间。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时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并通过诸社会活动来对自身加以表达。对于产生社会时间的“社会生活”，古尔维奇借用马塞尔·莫斯的术语，将其称之为“整体社会现象”(total social phenomenon)。“社会时间是整体社会现象运动集中与发散的时间，不管这种整体社会现象是总体性的、群体的还是微观社会的以及它们是否被表达在社会结构之中。整体社会现象既产生社会时间又是社会时间的产物。”①整体社会现象包罗万象，由一系列社会活动层面所组成，而在所有这些层面中，经济结构与经济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对民众之时间生活方式与时间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下，人们的时间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如农业社会与城市工业社会，对此马克吉曾做过专门探讨。②具体到传统中国社会，长期以农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塑造了乡村民众以农为本的年度时间生活结构与时间观念。③但近代以后，随着新式工业发展与整体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年度时间生活结构开始逐步发生改变，现代时间体制，如钟表时间、阳历纪时体系等逐渐渗入乡村民众生活之中。在此过程中，农事节律的时间轴心作用逐步减弱，农事时间的结构性地位大大降低，使乡村民众时间生活表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甚至在个别地区的个别乡村，农事节律的影响力被从民众时间生活中完全排除出去。当然这中间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即使今天仍在继续之中。总体而言，这一过程大约起始于清末光绪年间，至民国年间大大加速，但真正发生巨变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下面我们就重点针对从近代到当下的这一嬗变过程展开论述。 对于社会时间体系与民众时间观念的变化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诸多出色之研究成果。由于西方的工业化历程远早于中国，因此最初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展开进行的。如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探讨了1300年至1880年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时间意识如何在英国逐步形成；爱德华·汤普森也描述了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时间如何成为金钱及可计算的对象，并如何在民众中培养出准时、守纪律的美德与观念；④孟德拉斯则描述了在法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农民的逐步终结，人们的时间观念与时间生活方式是如何变化的。⑤在中国，近些年来这一问题亦日益受到关注。如吕绍理探讨了日治时期中国台湾在殖民政府引导下，现代时间制度是如何被引进以及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⑥丁贤勇则探讨了新式交通的引入在民众确立科学时间观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⑦黄金麟分析了“世界时间”的引入在近代中国人身体现代化进化过程中的形塑作用；⑧李长莉考察了清末民初北京、天津等城市“公共时间”的形成、形态及其社会影响；⑨左玉河则对民国年间政府对阳历纪时体系的推行及其最终效果做了细致探讨⑩，等等。但纵观这些研究，基本都是针对政府行政层面或城市与上层民众展开进行的，而对传统乡村社会则极少涉及。很明显，近代时期普通乡村民众很少有利用新式交通的机会，而政府有关时间的政令也主要是在各级政府官员及社会上层民众身上发生影响力。因此，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以江南(11)乡村民众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时间生活结构与时间观念从近代到当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变化的。 一、清末民国：现代工业发展与新式时间体系的初步渗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清政府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及民用企业，新式工业生产组织开始在中国出现。此后民族资本企业亦陆续出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向外资开放，英国、日本等国陆续在中国开设了一批厂矿企业，另民族资本也获得了很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世界列强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抓住良机获得迅速发展，此后一直保持发展势头，直到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而陷入困境。(12)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中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初步改变了以往以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态势。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江南地区又利用其传统经济发展与独特区位优势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中心之地。以棉纺织业为例，仅就华商言之，上海一地即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1.8％(1922年)，居第一位；无锡则居第四位，为8.5％。(13) 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在城市较高比较利益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乡村民众进入城市工厂工作。如在上海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渐其少矣。”(14)农村经济的破败则成为促使乡村民众进入城市工厂做工的推力。如在崇明：“自农村经济渐渐形崩溃以来，继以花稻价格残跌，致在崇佃农，胼胝纷劳，依然羹藜含糗，鹑衣百结，不克维持贫苦蚁命，爰为衣食所迫，群思到申谋生。自今岁冬间起，佃农之弃田往申者，连家比户。就庙镇一隅，已不下三四百人。”(15)这使城市工厂充满了来自乡下的男工、女工们。以上海为例，据称20世纪20年代，仅丝厂女工人数就不下10万人。(16) 随着大量乡村民众进入工厂做工，传统乡村时间生活模式开始受到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乡村民众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开始逐步脱离以农为本的年度时间生活模式。这些离村进入都市工作的人们，一部分是季节性的，即在农闲时期入城工作，农忙时再回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工业生产中去，甚或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如在上海近郊，“有土地的家庭，喜将土地出租，或者租出一部分于他人，以便省出余时，自由从事于都市职业。这或者是由于农事少兴味，或者因为觉得从事于工业或其他城市工作，可以多赚钱”。(17)在常熟沙洲：“有很多简直全家乔迁到上海去了……所有的几亩田，以每亩七元或八元之价，租让于人。”(18)与此同时，他们开始逐步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时间安排模式。与传统以农为本时间生活模式相比，由于工业生产以机器运转为中心，不再受自然节律之限制，因而不再有明显的季节性忙闲之分。另外也不再受白天黑夜之限制，而遵循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模式。如上海各纱厂，一天24小时日夜换班，开工21至22个小时；每年除假期以外，开工300至320天。(19)第三，由于在生产车间内多人分工并偕同工作，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时间生活以个人为主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