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5-0064-11 “两岸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①这种双方一致的共识使得两岸之间的交流必然最终以政治考量为依归。在此观念指导下，两岸传媒的互动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传媒本身的多重属性反而遭受遮蔽。于是，在两岸政治互信研究中，“传媒”究竟是什么?“传媒”发挥着正向功能还是反向功能，这些似乎都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两岸政治互信进程是基于两岸关系共同的开放系统，又受两岸社会结构彼此独立的子系统的制约。若依照尼可拉斯·鲁曼系统传播的观点，系统并非由身处其中的个体行动构成，而是由“传播”(communication)构成，并且“唯有在‘连锁的传播’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维持”。②鲁曼所言的传播虽意指“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交往’行为”，③但在两岸特殊地缘隔绝与社会距离的事实下，两岸相互认知的“传播”体系又显然以传媒为中心。两岸政治互信是两岸博弈过程中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④在学界共识之内，人们认知与理解世界的“想象”，则在相当程度上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⑤或许正是过度关注于传媒设置议程(agenda setting)与建构议程(agenda building)的力量，在讨论两岸关系中传媒所扮演角色之时，政治导向始终是驱之不散的魅影。因此，历来两岸传媒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面向：其一，热衷于框架与文本解读，进而透视对方“如何看待我们”，折射出何种政治观念；其二，关注于传媒如何输出观念，建构符合政治需求的“真实”，却不论这种真实传播的有效性。这种以“观念”为核心的传播，犹如鲁曼所诟病的，使得“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缺乏一种共时性(co-present)的互动”。⑥传播对象始终被陷于带有绝对目的的考量。传媒在两岸交往中有何角色归属，建构着何种功能，此一问题实际上被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 巩固两岸政治互信，需要以增进政治认同为基础，重构新的政治认同对象。⑦有如福柯所言，“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这些关系建立在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体系、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之间。”⑧两岸视域之下的传媒，实际有着颇为复杂的面向：其既是政治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又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独立存在；既是双方彼此社会结构与体制制度的“代言人”，又是执政当局与两岸政治精英的“扩音器”，更在民间情感往来上承担着纽带作用。换而言之，两岸政治互信进程中的传媒并非局限于政治认同声音的“传送带”，其功能体现在从官方意图到民间声音，从政治空间到经济结构，从内容观念到技术实践领域的全方位交往。在新时期两岸交往与政治互信进程之中，我们亟待更清晰地认识传媒在这种结构互动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其在不同面向所呈现功能的有效性与有限性，进而探讨当前两岸政治互信如何脱离传统的宣传导向语境，走上一条更为实用、更具传播效力的道路。 一、传媒应在两岸文化心理机制下建构台海政治互信 自近代西方选举制度与公关政治兴起，传媒便作为影响政治信任的工具广为运用。 在通常意义上，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公民心理层面的某种信心状态，取决于政府或政治系统是否能够产生与公民期望相一致的结果。⑨“政治互信”则脱离出单一政治系统内部，指涉的是一种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即国家、地区等政治主体之间的信任状况。就两岸政治互信而言，实际既包含了两岸执政当局之间在两岸基本的、原则性的政治立场的共同点、共同基础与共同的政治追求，又涉及两岸之间政党、意见领袖、政治社会团体、民众等主体之间的沟通。⑩但总体而言，政治互信与政治信任，皆指涉一种心理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意志的复杂特质，两岸政治互信的表现形式可由口头、书面甚至于行为默契的方式呈现，(11)都难有统一尺度。 政治互信既然涉及“心理”状态，自然与个体的认知与理解行为息息相关。依据文化理论，信任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密不可分。自出生以后，个体就必须通过体验与他者如何在文化中相处、互动，学习信任或者不信任他人。(12)换言之，信任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学习过程。尽管按照惯例论(Institutional theories)的观点，政治信任或不信任乃是对制度行为的一种理性反应，(13)其将政治信任视为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馈，但亦无法否认，人们关于对象的政治信任可因公众关于制度“想象”的变化而改变。 Fukuyama指出，虽然人际交往是形塑社会信任的普遍形式，但由于更大范围内的非人际的、制度层面的信任，通常超越了文化范畴，这使得日常互动的“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较为有限。(14)由是，在现代社会，传媒接过了人际传播的“接力棒”，在人们建构关于政治生活图景的社会认知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对于政治互信对象交往双方而言，传媒所输出的话语不仅影响着对方关于自己的想象，同时也影响着自身系统内部对对方的评价。Gamson与Stuart便曾通过对冷战时期传媒内容中的政治卡通进行分析，认为在美苏政治互信关系之中，传媒话语承担着一定责任。大众媒体不仅作用于公众对政治意义的理解，同时反映出赞助人(sponsors)之间的符号对抗与场域竞争。(15) 作为一种特别的话语形式，媒介新闻乃是通过文本结构，来“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新闻事件的解释”。(16)通过再现与“赋魅”，传媒影响着受众的认识结构与理解方式。如布尔迪厄所言，“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支配的工具。作为认知整合的工作者，它们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推动了那种对任意武断的秩序的社会整合。”(17)不过，在两岸关系中，整合两岸政治互信的传媒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符号、文本、技术，还是其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似乎仍是传媒在两岸空间中所传递的传播内容。或是类似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观点所声明，内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技术的媒介本身。(18)麦氏的观点此处我们不作争论，但它至少证明，传媒本身拥有着较为复杂的属性。不同视角下的传媒，其功能认知亦大相径庭。在两岸关系中，虽已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传媒在促进两岸政党交流与沟通中，发挥着促进相互认知、培育情感认同、弥合政治分歧以及提供于舆论支持的作用”。(19)但两岸视域下的“传媒”概念为何，在政治互信进程中的传媒究竟是怎样的“传媒”，如果不能解构传媒在两岸文化心理机制下呈现的多重特征，我们也就无法得到一个“整体”的两岸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