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0；K27；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4)04-0040-08 1949～1952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式教育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周恩来在明确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改造旧有高等学校、确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明确了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定位 在贫穷落后、战乱频仍的旧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缓慢、举步维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如何定位是很多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问题。1949年5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第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旧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的文化。在谈到“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问题时，他说：发展人民大众的教育，要求大家眼光向下，从大学看到中学、小学。“在落后的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能把大学教育办好的。教育要大众化，首先要办好中小学教育”。[1]这段谈话表明，在周恩来对新中国教育体系的设计构想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是一个逐步提高的教育过程，必须打好基础，才能做到逐步提高。 周恩来对新中国教育体系的设计构想，在他亲自起草和主持修改的《共同纲领》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首先，在《〈共同纲领〉提纲》中的文教部分，周恩来写有“大中小幼——先后衔接”[2]的字样。其次，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周恩来写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与实践必须结合，不顾中国人民今天的需要及可能，好高骛远，忽视文化继续普及的重要性，是错误的；甘于落后，否定文化逐渐提高的必要性，也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首要任务。一切教育机关，在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包括职业学校、补习学校、专科大学在内，应树立一种既能先后衔接、相互关联又复各成系统、按级成材的教育制度，使受教育的儿童、青年及劳动者在任何一级或任何一种学校，都能得到学以致用不致浪费时间精力的好处。”[2](pp.300，311)最后，在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中，周恩来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第47条加写、改写了“中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在职”等文字，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2](pp.365，366) 从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提纲和草案初稿以及对草案文本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出他对新中国教育体系的设计构想，这就是要建立一个既能前后衔接、相互关联又各成系统、按级成材的呈金字塔形的教育体系。纵向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衔接；横向以国民的普及教育为广泛基础，在中间层次除中等教育外，还辅以各类专业技术教育、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以及面向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的革命政治教育，顶端是高等教育。这样就很好地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并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使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立在文化普及、逐步提高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没有走不切实际的“跃进式”发展道路，这也体现了周恩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周恩来在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强调“教育要大众化，首先要办好中小学教育”，但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如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惟其困难，更要唤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1](pp.10，6)这段话阐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道理，发出了高等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号召，也表达了周恩来对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二、制定实施了稳步改造旧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如何对待新解放区高等学校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中强调：由于“我们自己办教育的力量还不够，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因此，“收复城市后对于原有大学的方针，应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3]但是对于如何把握“维持原校”和“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尚无经验可循。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有人提议由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负责接管后的清华大学，对此，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果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等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一样，先维持下来再说”[4]。18日，他在审改中共中央致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华北局、北平市委的电文中，特别增加了一段话：“天津、北平为全国观瞻所系，凡带政策性的决定，除中央已有具体规定者外，你们必须事先请示，并将具体情况及你们意见随时电告中央及总前委、华北局。”[5]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天津这类大城市制定实施的政策具有示范指导作用，因此必须严格遵照中央既定政策或请示中央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