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4)05-0111-11 钱穆和吴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者。钱穆是史学家，吴宓是外国文学家和诗人，两人在北平即有交往，在长沙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又为同事，后两人先后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高校任教时又有来往。两人的交往属于大范围的朋友圈子，与吴宓和陈寅恪的紧密友谊关系、钱穆和顾颉刚的紧密友谊关系相比显然是不同的。然而，吴宓和陈寅恪个人私交密切，但两人的学术主旨并非完全一致；同样，钱穆和顾颉刚的个人私交也非常密切，但两人的学术主旨差别也较明显。而就学术主旨而言，较之吴宓和陈寅恪、钱穆和顾颉刚，钱吴两人反倒是更为接近，他们二人都是自命立志守护中国儒家文化的那样一种人，即都是儒家文化的“弘道者”。 一、钱穆与吴宓从北平到长沙 钱穆与吴宓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南迁长沙时共事交往，是颇有机缘的历史细节，是丰富学术史内容的重要而有趣的篇章，不可不察。 战前，钱穆在北京大学任教，吴宓在清华大学任教。据钱穆回忆，他认识吴宓是因为钱穆与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汤用彤私交密切，而汤用彤与吴宓是清华及留学哈佛时的同学，故“因锡予(汤用彤)识吴宓雨生”。钱穆还回忆，他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极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①。可见，吴宓是钱穆在北平时交游圈中的一位朋友。钱吴二人接近，除了同与汤用彤为友外，还可能因为在他们二人看来都受到胡适派的压抑。钱穆初进北京大学时与胡适、傅斯年关系尚好，但后因治学路径不同，钱后来回忆其逐渐与“孟真(傅斯年)意见亦多不合”②。钱与胡适的学术见解亦多有分歧，如钱穆回忆，“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③。尤其是他与胡适关于老子孔子年代问题以及在蒙文通任教职解聘问题上，意见对立。而当时胡适、傅斯年在学界居领袖地位，钱穆逐渐与其见解不和，显然自感受到压抑。而吴宓早在哈佛留学时即因胡适、傅斯年在国内发动新文学运动，而自觉为“文化保守主义”起而反对。吴宓回国后更是以反对胡适新文化派为学术职志，他艰难主持的《学衡》杂志就是公开反对胡适新文化、以力护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学术阵地，但由于胡适派已占据了学术主流地位，吴宓更是时感压抑和颇受胡派之排挤。如吴宓所办《大公报》“文学副刊”被停刊一事，钱穆即颇为不平，“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④。其实，吴宓自身对胡适派也持有与钱穆相同的看法。早在1931年6月，吴宓在欧洲游学，同月11日晚，“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文，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遂担心其所主持的“《文副》将不成宓之所主持矣”⑤。吴宓对胡适的猜疑不无道理，《大公报》之《文学副刊》于1933年年底停刊时，胡适于同年12月30日在日记中表露了对吴宓的强烈不满乃至蔑视：“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⑥吴宓主持的《学衡》1933年夏停刊，《大公报·文学副刊》于1933年年底停刊，所以在胡适眼里“文副”是《学衡》的“余孽”，不言而喻。在胡适眼里，《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都是具有“孽”的性质的，是不能容许存在的。从胡适私下对“文副”不满的宣泄，间接反证了胡适对《文学副刊》停刊会是有所影响的。可以说，吴宓一直是胡适新文化派的对手，而钱穆是在进入北京大学后逐渐与胡适、傅斯年派产生了分歧。 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先在长沙合组临时联合大学，三校组织教师南迁。南迁教师或先或后，或独自或结伴，纷纷南下。据钱穆回忆，南下时钱恰巧与吴宓在天津晤面，他回忆道：“一九三七年，双十节过后，余与汤用彤锡予、贺麟自昭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唔吴宓雨生偕两女学生亦来，陈寅恪夫妇亦来。……吴陈两队皆陆行，余与锡予自昭三人则海行，直至香港。”⑦离平南下时钱吴等确曾在天津晤面，但钱毕竟是事后回忆，记事有些出入自是难免。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与钱穆等不仅在天津会面，且曾由天津至青岛间同乘海轮“海行”一段旅程，而南下“海行”的具体时间是1937年11月10日。据吴宓10月27日记载：自昨夕到津后“见企孙与他人接洽校务，所谈学校情形，业已明了。中夜即自决定南行”。吴决定南行后回平即“收拾行李”，并“访陈寅恪”、“访萧公权、贺麟等，告以轮船日期、票价等详情”，并“传陈寅恪言，约同行”⑧。可见，作为吴宓亲密弟子的贺麟南行，和作为吴宓密友的陈寅恪南行，与吴宓的访谈与相约不无关系。相互关系中，至少吴宓是主动的。11月7日，吴宓日记云，吴等到津后在法租界六国饭店与毛子水“住楼下55室”，见到陈寅恪夫妇，及“汤用彤、贺麟等”⑨。11月10日吴宓日记记云：“贺麟、汤用彤等……亦同乘海口舟，但直往香港。”吴用“等”字省略钱穆，大概一或是在吴宓看来钱不如贺、汤与他亲近，二或是钱穆当时的学术地位在吴宓那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钱穆确实是这次与贺、汤同行乘海轮到香港的，而且吴宓还一度与其乘“海口轮”同行了一段距离。吴宓等先乘海轮转到青岛，后乘火车转济南、郑州、武汉到长沙⑩。显然，吴宓是一半“海行”，一半“陆行”，与钱穆回忆中的“皆陆行”有别。可见，在使用回忆类史料时对其记事记时之误当有所警惕。 吴宓到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后，即访故交新知，12月3日记“汤用彤、贺麟、钱穆等，新自港绕来”(11)，由此印证了钱穆关于其三人结伴的回忆。临时联合大学文学院安置在南岳，文学院教师乃由长沙转到南岳。据钱穆回忆，众教师读书、教书之外，多游山以安排余暇，“一日，余登山独游归来，始知宿舍已迁移，每四人一室。……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入夜……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钩勒。……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有鼎只得默认。……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12)。对当年吴宓备课如此认真情形，钱穆晚年80高龄仍记忆如此清晰，评价云：“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13)钱穆对吴宓显然是十分赞赏的，只是他说吴宓和闻一多“孤僻寡交游”，钱穆自己也说自己“独游”，应属于“孤僻寡交游”那一类，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均有自己的主张和定见，不情愿随波逐流。某种意义上，钱吴同病相怜，是那种与主流派不合拢的边缘派学者，而且是自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