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晚明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

——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蔡炯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自晚清以降,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断浮现在读书人视野当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资源。抗战期间,在国共两党合作抵御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双方的摩擦仍然接连不断,双方常常借历史以言当下,晚明历史成为双方论争的一个重要场域。1944年,国共两党围绕着一篇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周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一场论争。通过考察此文的写作和引发的争论以及其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改编作品,可以窥见在抗战后期,一种历史记忆只有符合政治权力拥有者的意图,才有机会被广泛传布,并通过宣传文件和文艺作品而在民众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历史记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被纳入到接受者的固有心智和文化结构中,从而被重新塑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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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晚清以降,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断浮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思想资源。记忆与遗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通过对历史阐释权的争夺,不同的政治势力希望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并削弱对手的“正统”地位或者“合法性”。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过去朝代历史的叙述也与现时的政治情势相关,陈寅恪谈及传统史学中的“史论”时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①既然史论可以等同于时评,就更可见其重不在“史”,而在“论”。

       晚清革命党利用晚明史事宣传排满革命,崇祯殉国之惨烈和李自成起义到兵败的事迹也被通俗文艺作品反复书写,其中对明廷和崇祯帝寄予强烈同情。

       民国成立之后,晚明历史的叙述虽与清季有所不同,掺入更多无关政治的娱乐成分,但基调大抵是揭示明末衰象,以促时人引以为鉴,同时哀悼明亡,批判清朝残暴和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恶行”。1944年,正值明代覆亡三百周年,晚明历史成为多种政治话语竞相斗争的一个场域。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过程与引发的论争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缘起

       1944年,全面抗战进行到第七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貌合神离,双方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既有纸面上的相互攻讦,也有真枪实弹的较量。上一年围绕《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争才刚刚停息②,这年1月15日,在重庆郭沫若的寓所③内,一群左翼文化人以及中共代表于怀(即乔冠华)等汇聚一堂,商议利用纪念明亡三百周年的契机,发动一次针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随后,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明朝覆亡以及李自成农民军队失败三百周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④,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间一场论战。通过考察这一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抗战后期政治文化的一些层面。

       《甲申》一文,试图挑战既有的认知方式,因应抗战后期国共两党貌合神离的时局,对明亡史事做了一番新阐释,为中共在两党政争中增一砝码。1944年3月19日⑤至22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连载郭沫若的《甲申》一文,同时为与郭文相配合,《新华日报》和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刊发了一系列左翼文化人论及晚明史事借以抨击国民政府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国民党方面组织力量对此文口诛笔伐,认为其散播“亡国主义”的毒素,而共产党方面则对郭文高度肯定,在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直接指示下将其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干部及一般党员认真学习,期盼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

       (二)《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与论旨

       《甲申》全文长约1.7万余字,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甲申年之所以值得纪念,非对明代覆亡寄予哀思,而是因为:“规模宏大而历经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流了二百六十余年。”⑥所祭者非是明代,而是“农民革命”⑦,接着述及明末政治社会形势,指出崇祯帝的过失,认为崇祯帝历来被后人同情,似乎非“亡国之君”,而其实在“运气太坏”之外,自身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天灾固然可怕,“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只要“政治是开明的”,就可以抵抗天灾,而流寇盗贼更自然也随之偃旗息鼓了。循此理路,郭沫若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⑧崇祯帝既然不肯真心为民,却要“汲汲要誉”,“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放着内库的数千万两银子不用作赈灾,所以流寇蜂起,且愈剿愈多了。

       行文至此,对崇祯帝既已评判完毕,郭沫若立即转入第二部分,述李自成事。首先将李自成与有“嗜杀”之名的张献忠区分开来⑨,称李自成善于“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⑩郭沫若将李自成与朱元璋等并列,这一论述策略或曰“笔法”不能不说是很巧妙的:国民党方面通过现代虚拟的“政治血缘”,将朱元璋遥奉为其“民族革命”的先驱,因循旧史的“笔法”,贬斥李自成等为流寇。郭氏将他们并列,暗含国民党所谓的“民族英雄”,原本也和“流寇”无所分别,甚至还有所不如的意思。

       揆诸传统史籍,将李自成比附于朱元璋的记载也屡屡出现,不过受制于传统政治道德和史家之“笔法”,每每被“曲笔”掩过,表现得比较含蓄而已。《明季北略》中有一则述及李自成早年事迹的史料,就记载了其朋辈刘良佐与李自成的一段对话:“自成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良佐曰:‘昔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我二人有才如此,宁忧不富贵?’自成曰:‘大元帅何足道!汉高祖、刘知远、我太祖皇帝,岂祖宗传下天子?亦是凭空做成事业者……’”(11)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对话未必曾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可能“写意”的成分要多于“写实”,但很能刻画出传统社会中草泽英雄的神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同时也体现出史籍的作者也有意无意地将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并列,不过要借李自成自己之口来表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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