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4)03-0023-17 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多有“强国家”、“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等认知概念。这些概念贯穿于一个脉络中，即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单位制的确立，中国社会中每一组织、每一个体都被党和政府所完全掌控，社会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这样的脉络建立在“国家—社会”的路径分析基础上，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推动了三十年来大陆学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理解。 近来有研究者陆续从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国家统合外的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国家触角的限度等不同角度，对这一认知概念提出质疑①。本文之目的并非就双方观点作出评析，而是试图沿着上述路径分析进一步发问：如果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真的是“全能主义”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果国家权力有其限度，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拟通过对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历史回顾，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再考量。 “大跃进”期间，中央发动了一场以精简城市企业职工为主要内容，以改进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运动，即全国整顿劳动组织运动②。运动初始阶段，社会层面产生质疑与反抗，工作进度较慢，但国家强力推动运动开展，最终完成了精简数百万人的计划，提升了国家控制力。这场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为什么在获致国家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和挑战?而国家又凭借何种力量能在短短几个月，克服上述困难，实现目标?本文将描述这场运动发生在天津的经过和结果，客观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暗含其中的国家能力及其相关因素。本文以天津为例，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需要；二是天津作为当时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先进市③的典型性，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探讨。 一、整顿的缘由与兴起 “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中央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下放了相关权限。1958年6月29日，中央转批劳动部报告，将企业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予以放宽。随着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权的全面下放，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1958年，全国新增职工2082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农村。数据显示，“按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1104万名职工来计算，如果每人年平均消费粮食456斤(青、壮年强体力劳动者按每月38斤计算)，一年就要消费50多亿斤商品粮食。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消费量也会比从前增加”(详见表1)。国家统计局由此建议政府“减少新职工”，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缓和市场的紧张程度，而且可以将这些劳动力分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去，加强农业和农副业的生产力量。同时，对于企业劳动组织的改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好处。”④ 1959年3月，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共同召开了全国劳动工资计划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年劳动力管理的方针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劳动力，保证国家生产建设(首先是钢、煤、粮、棉生产)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即“改进劳动组织，合理地使用劳动力”以及“适当调整现有职工队伍”⑤。这次会议拉开了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序幕。195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今年必须减掉几百万职工。这样做，对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减轻市场消费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有好处”⑥。
根据当时指导性的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即“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⑦列宁的这一提法在“大跃进”期间很受官方的重视。⑧中央对各地偏重“跃进”指标而不顾及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很不满意，这也是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整顿劳动组织目的的原因。根据中央整顿劳动组织精神，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职工人数不能增加只能减少，全国缩减人数在八百万人左右。 天津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经过中央和各系统层层追加，天津1958年年度工业增长指标高达110％。为完成上级“跃进”指标，天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招聘新工人，扩大再生产。技术革新短期内难以实现，招聘工人，则因为管理权限的下放，较容易实施，这就成为包括天津在内各地普遍选择的办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共增加职工17万多人，1958年一年从社会招收的就有23万多人，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人员总数的1.33倍⑨。经过增加人力成本投入，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0％，但“由于人员增加过多，很多单位58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有些单位59年的劳动生产率还要继续下降。”⑩为贯彻中央整顿精神，1959年5月，天津市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精简人员的指示》。文件要求，天津精简10万左右工人。精简人员的范围，主要是1958年吸收进厂的农村合同工，包括部分街道妇女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