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有“数+量+名”（如“一个水杯”）和“名+数+量”（如“水杯一个”）两种数量结构，前者为优势语序。虽然数量结构的历时发展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已有研究对数量结构优势语序的成因仍无统一认知。如刘世儒（1965）、王力（1980）、贝罗贝（1998）等学者认为“数+量+名”结构由“名+数+量”结构演变而来，Drocourt（1993）、邵永海（1998）、张赪（2010）等学者主张“数+量+名”结构由“数+名”结构发展而来，吴福祥等（2006）则提出“数+单位词+之+名”中“之”的脱落导致了“数+单位词+名”语序的出现，并由此类推形成了“数+个体量词+名”结构。以往关于汉语量词的研究大多没有严格区分计数结构和计量结构，并且没有强调个体量词语法化对计数结构发展的影响。跨语言地看，量词有计量（度量衡量词、种类量词、集体量词）和计数（个体量词）之分，前者为人类语言所共有，后者是汉语重要类型学特征之一（参见T’su 1967，Erbaugh 2002等）。数量结构的历时发展或因量词属性不同而各有差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数+量+名”结构，以由名词语法化而来的个体量词为例，讨论个体量词计数结构（以下简称“计数结构”）的历时发展过程，并主张： （1）计数结构的演变和个体量词的语法化是同步进行的，后者是前者的附带现象； （2）个体量词的产生反过来对计数结构语序的变化起到了助推作用。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回顾并总结关于“数+量+名”结构历时演变的既有观点，第二节介绍并讨论先秦时期的计数结构，第三节考察计数结构的演变与个体量词的语法化，第四节为全文结论。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量词”仅限于个体量词。文中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CCL语料库及前人文献①。 一 关于“数+量+名”结构历时演变的既有观点 关于“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既有观点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种： 1.1 “移位”说 刘世儒（1965）认为在南北朝时期数量词由后置于中心名词转变为前附于中心名词，王力（1980：282）亦持类似观点，并强调这种转变是一种飞跃，“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它们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单位词移到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贝罗贝（1998）主张将汉语广义的量词分单位词（measure word）和量词（classifier），并认为在上古晚期“数+单位词”位移至名词之前，在中古晚期“数+量”位移至名词之前。持“移位”说的学者虽然对于“数+量”何时发生移位观点各异，但均主张“数+量+名”结构的出现是汉语修饰语前附于中心语这一语法原则作用下的结果。但是，“数+量”移位的前提是“数+量”已完成组块化且同为“名”的修饰语，已有研究对此并没有更多关注和解释。 1.2 “取代”说 在量词产生之前，汉语有“数”“数+名”“名+数”和“名+数+名”四种计数结构。Drocourt（1993）认为单位词所处位置不同，其句法功能、语义信息是有差异的，并提出汉语史上不存在单位词位移，“数+单位词+名”和“名+数+单位词”分别来自“数+名”和“名+数”。邵永海（1998）等学者亦持类似观点。张赪（2010）基于汉语名词特性的变化，也主张“数+量+名”由取代“数+名”结构而来。语法化是语言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渐变性过程，如果“数+量+名”取代“数+名”是个突变，这将与语法化的渐变性相矛盾；如果“数+量+名”由“名+数+量”取代“名+数”的方式类推而来，这将缺乏类推的相似性条件，因为“数+量+名”和“名+数+量”的语法化环境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取代”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数+量+名”结构的来源。 1.3 “类推”说 与上述观点不同，太田辰夫（1958）、吴福祥等（2006）等学者主张“数+量+名”结构由“数+单位词+名”结构类推而来。太田辰夫（1958）将汉语名量词分为“计量”和“计数”两类，“数+量+名”本来仅用于计量，“名+数+量”则是计数计量均可，受其类推，“数+量+名”开始用于计数。吴福祥等（2006：396）进一步提出获得计数功能的“数+单位词+名”结构为“后来个体量词进入名词之前的位置建构了一个‘模式’（pattern）”，当个体量词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出现后，受其类推，“数+量+名”得以产生。我们认为，虽然计数结构和计量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表现基本一致，但计数量词和计量量词的语法性质及语义语用特征仍有差别，二者所依赖的语法化环境也应有不同。因此，计数结构通过计量结构类推而来的观点或需进一步验证。 综上而言，“移位”说的依据是“数+量”是“名”的修饰语，因此需要移位至名词前；“取代”说认为“名+数+量”和“数+量+名”功能不同，因此否认“移位”一说，提出“数+量+名”应是取代“数+名”而来；“类推”说则主张计数结构是由计量结构类推而来。上述三类观点是“数+量+名”结构历时研究的主要说法，其他的解释大多建构于这三种说法之上②。本文将重新审视计数结构的历时发展过程。 二 先秦时期的汉语计数结构 2.1 西周时期 根据CCL语料库提供的古汉语文献，汉语计数结构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西周时期。这一时期，个体事物有“数”“数+名”“名+数”和“
+数+
”四种计数方式。本文仅考察与名词结合的计数结构。“数+名”结构可用作主语、宾语或独立成句。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