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社会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构态势，理学也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在南宋中期集为大成。作为理学的传承者，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大力推进理学的政治化、社会化进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南宋后期，理学士人作为多种力量的整合中心，以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建构不断扩展着理学宏大的社会体系，将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囊括其中，理学崇尚的价值观也被固定为政治伦理和行为规范，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行为。 一 伦理纲常与秩序建构 在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南宋理学家以重振三纲为旨归，对“君臣父子”给予了严格的定义：“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尊崇乃是实现万世之治的前提，“君臣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亲，夫妇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别，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伦亦莫不正……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②。 在理学家崇尚的政治模式中，“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夷、齐、季札之徒所以轻千乘之国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宁陨其身、亡其国而不敢失区区之节者，亦为此也。”③为臣者即使是如目夷、季札等贤公子也不能取代他们平庸的君主，“是故微子不敢代纣、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诸樊，以数子之贤，苟承祀继统，可以大前人之业，可以启无穷之基，然终逡巡却避者，岂非不忍以一国之私欲利害而启千万世争夺之祸乎”④。为人子者即使是面对顽父嚚母，也不可因其昏乱而弃之，仍需尊之如天，“谏不入，起敬起孝；谏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岂容有他念哉”⑤。舜因此作为帝王典范被理学家推崇备至：“舜以一身处顽父、嚚母、傲弟之间而能谐和以孝，俾其善日进、恶日泯，非至诚之积薰蒸浸灌，何以有此?”⑥与舜相反，唐肃宗则因人欲之私致父病亡而成为帝王之戒：“肃宗之平长安也，上皇自蜀还都……徒以内侍握兵，妄为谗间，而迫迁之谋出焉。其所以然者，肃宗柔懦无断，故张后、辅国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贵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郁无聊，遂以致疾，肃宗之罪于是乎通天矣。”⑦伦理纲常与国家治乱紧密相连，正纲常是政权得以维系的基点，“考观古昔，有当衰微削弱之世，而纲常未至泯绝，犹足以仅存者；亦有治安强盛之世，纲常隳弛，卒至于大坏而不可救者”⑧。纲常在则国势虽衰而国脉犹存，纲常废必然导致政乱国亡。在理学家的大力弘扬下，三纲被视为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石，在南宋政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南宋的君主中，宋孝宗被誉为南渡诸帝之首。他侍奉高宗至孝至谨，并坚持在父丧后衰绖三年。然而其子光宗赵惇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孝悌之道，在后宫的唆使下竟然拒绝为崩逝的父皇尽孝子之礼，其悖逆之行无疑是对三纲的严重破坏，朝野上下纷纷奏谏，认为国乱将至，“陛下人天伦理弃灭皆尽，人子之道毫发不存，外议沸腾，恶名太过，已不可掩……自十三日成服之后，传陛下欲以十五日过宫尽行丧礼，今又不然，愈觉人情交愤，祸萌益张，国势之危过于累卵”；“今势如累卵，诚可痛尔。伏望圣明早赐开悟速降指挥，来日过重华宫大敛成服，庶几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国祚，若更失此机会，则陛下之事去矣”。⑨由于群臣屡谏无效，最终赵汝愚等人策动了“绍熙内禅”，拥立皇子赵扩为新君，将光宗尊为太上皇，剥夺了他对国家的统治权。 南宋后期，史弥远大权独揽，在宋宁宗驾崩后，他联手后宫，取得了杨皇后的支持，连夜矫诏二十五道，以皇族疏枝赵贵城取代了皇子赵竑，用篡逆的手段拥立了理宗。在潘壬等人对赵竑的复位行动失败后，史弥远“遣其客秦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命，时王本无疾，天锡谕上意逼王就死，遂缢于州治”⑩，济王被逼自缢，其王爵也被追夺。对于这场政治变动，朝野君子纷纷抗言，视为三纲沦绝，“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李)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11)；“谢(琎)、李(彦时)二公不谋而同挂冠矣，归隐林泉”(12)。作为一代正学大宗，真德秀不畏史弥远的权势，力谏理宗改弦易辙、裨补缺失：“济王之于陛下，其属为兄，而霅川之变，迫于群凶，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与讨捕之谋，情状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倘能以舜爱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处之，使有富贵之娱而无尺寸之柄，则陛下之所为即舜之所为矣。纲常获全，圣德无玷，书之史册，扬休何穷!臣窃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无所及矣，故臣辄进补过之说，冀陛下力行众善，以揜前非，庶几异时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愿，亦天下之愿也。”(13) 郑寅、徐侨等与真德秀同朝的士大夫皆慷慨进言，希望理宗处天伦之变而能修孝悌之道。霅川之变后，郑寅不顾官小职卑，“召对言济邸冤状，指斥权臣，坐罢。端平初调为左司郎中兼权枢密院副都承旨，又请为济邸立庙”(14)，其维护纲常、力谏君王的奏议为天下所传颂。徐侨在经筵侍讲中反复向理宗“开陈友爱大义，皇子竑得复爵邑”(15)。在理学诸士的不断进谏下，理宗顺应时势，诏复济王官爵，再次凝聚了人心，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南宋后期的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