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5-0081-05 清末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富国成为摆在国人面前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各种富国主张、思想因之层出不穷，蔚为大观。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却着力不多，且多局限于个案，如张登德《论陈炽〈续富国策〉中的富国思想》[1]、张庆锋《盛宣怀的实业富国思想及实践》[2]、赵梦涵《薛福成“工商富国论”研究》[3]。不难看出，既往研究囿于个案，无法更加全面展示清末富国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清末富国思想的现代启示更是少有触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的富国思想为视点，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富国思想的多元内涵 清末富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农业富国思想；其二，工业富国思想，体现为开矿富国和发展交通运输业；其三，商业富国思想，包含重商和金融、理财富国。此外，节俭富国亦是富国思想的重要内涵。 (一)农业富国论 农业富国论至清末已经有所弱化，但仍有一定的市场。1906年，商部即奏称：“富国之道首在重农，诚以农事为邦本所系，府库、度支、闾阎生计大都取给于斯。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4]另外，开矿兴利在清末广受赞许，但有人却撰文反驳，“开矿则所费既巨，且矿苗之衰旺，矿质之精粗，苟非精于此学之人无由为之辨别”，并进而提出富国“何如种树一事，地无论南北，时无论冬夏，远则山巅水涯，近则墙阴屋角，无地不可种，无时不可栽”[5]。于此可见，由于树艺一项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受到一些人的青睐。 其实早在1875年，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就在著名的《海防条议》中提出丝茶富国的主张。他指出：“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6]可见，在丁日昌看来，丝茶具有足民、富国、争利权的三重功效。 (二)工业富国论 工业富国论，特别是其中的矿利富国之说在清末已经成为一种共识。1897年，《申报》载文指出，中国疆域辽阔，“为五洲万国冠，土壤之膏腴亦为五洲万国冠，其间若产金之矿、产银之矿、产铁之矿、产铜之矿、产煤之矿当不可以数计，取不禁、用不謁，足以富国，足以富民”[7]。1900年，《申报》载文再次指出开矿与富国的关系：“矿之为利大矣哉，盖矿中所产或金、或银、或铜、或锡、或铅、或铁、或煤，无一不适于民间日用之需，若采取日多金银，固可以充饷需济国用，自余各物除本国应用外，并可售之他国，以谋什一之利。中国自数十年来仿行西法，轮船铁路次第举行，制造局厂择地设立，无论铜铁铅锡煤炭等物皆须购自外洋，以致利源外溢。若自行开采，则种种大利非但可以自保，并能收回已失之利益，国不因之以富乎。”[8]“开矿一事为富国之本，朝廷深知其然，故叠谕疆臣实力兴办”[9]。就此来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开矿富国论往往与富民相联系；其二，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舆论，开矿富国论都备受推崇，这很显然是与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局势息息相关。 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且指出富国之法有六个方面，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并认为“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10]不难看出，六项富国之法中，四项涉及工业富国的思想。而其中的铁路一项更是被看做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清末史官恽毓鼎也特别强调筑路与富国的关系，他认为“铁路愈多，商货愈畅，而税则愈增，富国大端无逾此者。”[11]同时，他也是开矿富国论的重要支持者。[12] (三)商业富国论 清末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兴商的重要性，并把兴商与富国联系起来。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在欢迎海军大臣载洵致辞中言：“今中国当积弱之时，人人有自强之望。顾欲强国必先富国，欲富国必先兴商，农之所出，工之所成，必待商人以为之绍介而入于市，则其利乃溥。故商人者，实立国之要素也。”[13]从中可以看出商人作为联系农工产品和需求方的纽带，理应受到重视。此外，有论者甚至提出商业兴旺才是富国的根本的观点。[14] 1910年11月11日，中美商团在上海举行会议，华商公推张弼士为议长，美商公推穆尔为议长，其中一项重要的并得到双方赞成的议案是设立中美联合银行。“其性质系商业银行，兼可带做兴业银行生意。资本暂定现行墨银一千万元，中美各半，归两国商会担任，如数收足。设立银行总管理处于相宜之埠，仿照现行美国银行律订定章程，各举董事经理，并在北京注册。总行设于中国商务繁盛之埠，并在中美两国及南洋各处设立分行，其余支店，随时酌量情形随地添设”。[15]中外合资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各类经济的重要方式。 开办中美合资银行之所以能够得到与会中国商界的一致认可，其实质性原因则是各国商业银行在我国不断增多，“吸收吾国资财，不知凡几，乃出入大权悉操之外人之手”，“若中美银行成立，庶与在沪各外国银行伯仲，而吾国商界既同处于主人之列，则周转市面、酌盈剂虚实为振兴商务莫大之利。况美国华侨汇归闽粤银款，据海关贸易册考之，每年平均约银七千余万两，其存款于外国银行者尤不可数计。华侨爱国之心最富，苟有中国自设之银行，当如百川之趋海，其存款汇款之利自不外溢矣”。“苟中美银行成立，于国家尤有种种之便利”，“此事上可富国，下可益民”。[16]不过，中美商界在清末帝制最后的日子里达成的共识，根本没有时间落实。另外，沈厚慈则提出了理财是富国的基础的论调。[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