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麦茹,女,陕西临潼人,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陕西 西安 710127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等五种研究方法为核心,其应用现状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点,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取决于能否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运用新技术新资料及摆脱路径依赖等因素,其未来发展趋势较为乐观。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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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038-07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确恰当的研究方法在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任何研究领域都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如何,何为正确恰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应用和创新方面又会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呢,这是本文试图通过探索而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和而不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随着这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各时期都涌现出不乏真知灼见的先知者和开拓者,他们的研究方法也皆随着研究者个人学术立场、时代背景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各异。但结合各时期的代表性文献①,不难看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文献研究法。顾名思义,文献研究法主要围绕文献的搜集、鉴别、整理、归纳和评析展开。中国文化历来文史哲不分家,仅仅就该方法的第一步,文献的搜集鉴别和整理而言,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剥离、析别出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资料就已经严重考验研究者定力了,这需要研究者有甘于寂寞的精神追求,还要有常年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所幸,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有这么一些以学术为乐且甘之若饴的前辈,他们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代表性成果有:巫宝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两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三国至隋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宋金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陈绍闻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赵靖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等。以上成果皆印证了文献研究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要意义。

      孔子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他的“述”何尝不是一种“作”,他述的是什么,他以什么标准来挑选述的对象,他又是以什么方式来述的,根据诠释学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根据自己价值取向的再度创作过程。所以,即使是最简单的文献搜集、鉴别和整理就是非常考验研究者学术立场和功力的艰巨工作,更不要谈及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度的解读和分析了。而以上成果却致力于在这一方向做出努力,也的确起到了开拓者启迪后者的重要作用。

      第二,唯物史观研究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李泽厚曾在谈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时指出,研究思想史可以用哲学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历史研究的方法。[1]其实,严格地说,唯物史观研究法应该归属于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意识进行研究,必然用哲学研究的方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是在怎样的社会存在下产生的,其历史环境如何,产生这种意识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活过程如何,这些都是社会存在,是坚持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语境主义所强调的特定历史环境。唯物史观研究法所注重的也是这些。

      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路径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体系在中国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深刻影响了众多研究者,老一辈专家学者尤甚,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者胡寄窗先生。他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能动辩证关系分析了从先秦到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变迁,写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在序言部分他由衷地感慨:“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对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2]8唯物史观自创立就被视为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方法论意义凸显。直至现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在深刻影响着包含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众多学科。

      第三,中外比较研究法。有学者认为所谓比较研究方法就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3]169这种界定实际是围绕目标指向的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而言的。除此之外,就时空而言,还可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就性质而言,可进行定性或定量比较;就范围而言,可进行宏观或微观比较等。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要进行任何一个领域的比较分析都绝非易事,这需要研究者有学贯中西的功力,并能对中外经济思想史的背景构成、逻辑机理、演化路径与发展脉络等都谙熟于心,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所选对象进行正确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思想研究专家叶坦对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胡寄窗和巫宝三带领下所形成的比较研究大为肯定,她本人也常常用此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其代表作有:《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下篇分别见《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与第5期)和《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文史哲》2007年第4期)等。除此而外,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严清华的《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李超民的《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出版)都是较典型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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