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离岸金融与香港经济结构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应贵(1965-),yinggui.wang@gmail.com,四川江油人,山西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山西 运城 044000;彭海涛(1975-),湖北孝感人,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与策划,江苏 南京 210046

原文出处:
国际经贸探索

内容提要:

国内现有的文献注重研究香港某个行业发展,而较少从整体上探讨香港经济增长模式。与现有文献不同,文章以转口贸易为主线研究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香港自由港经济发展的变化特点,并用静态非条件相关和动态条件相关方法(DCC)分别量化经济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在各时期香港自由港经济的增长点均有不同:早期本地产品生产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过渡期转口贸易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循环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新时期围绕转口贸易而打造的服务主导型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结果则实证过渡期和新世纪香港经济的增长特点。文章认为:我国自贸区建设必须在资金、商品与服务、人员自由跨境流动的原则上从战略高度准确定位支柱产业与配套产业,并确保金融服务业的大力支持。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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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4)09-0061-11

      目前,自贸区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虽然许多优惠政策尚未完全出台,但从现有的管理文件,我们可略知一二:我国自贸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而是创新性试验区。我国自贸区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经常性项目早已开放,海关税率也降至较低水平,我国自贸区使命之一应该是全面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附加值,以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其使命之二就是加快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初步构想。但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尚处初创时期,许多东西仍在探索过程中,理应不断借鉴和学习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实践。香港是个自由港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之一,更是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港经济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香港经济针对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成功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升级,最终服务行业取代了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国际运输和旅游业成为其支柱产业。本文希望通过研究香港自由港经济的发展历程来揭示其成功的经验,并为我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国内对香港经济的研究文献比较多,然而要么成文时间较早(大都在1997年回归之前),要么注重研究香港某行业的阶段性特点,从整体研究香港经济的文献几乎没有。例如,周运源、杨洲(2008)概括性研究了1987年以来香港对外贸易特点,认为香港作为转口港的角色会淡化。沈克华、彭宇(2013)较为详细地研究了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特点,以及香港国际贸易的地位演变过程。王应贵、姚静、杨婕(2012)比较深入地研究了香港作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王涛(2004)概述了香港旅游业2003年之前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香港旅游业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对其旅游业的有力支持。陈小凡(2007)运用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马尔可夫转移模型,通过Gibs抽样法估计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和持续期依赖特征。肖红、杨凤美(2010)研究发现,中港贸易对香港的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且进口比出口对香港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更大;双边应进一步深化经济联系与合作。

      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期望以全视角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香港自由港经济的发展特点,以及最近二十多年支柱产业(国际贸易、国际运输、旅游和金融服务)的地位及其内在联系。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定性分析了香港产业结构的演变特点,然后用静态和动态相关方法量化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计量结果支持定性分析结论,最后基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探讨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对我国自贸区建设的启示。

      二、开放下的香港产业结构变化

      香港市场经济机制比较成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有限。香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联系汇率制度,不允许在没有外汇资产全额支持下通过印发钞票来刺激经济,其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持收支平衡,不会长期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影响经济增长。各经济部门对本地总产值的贡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1961年以来,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源于个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的作用较小,两项之和低于20%。因此,香港经济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以及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

      早期的香港自由港模式立足于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且受整个世界大环境影响,对外经济活动水平较低。1960-1979年期间,按算术平均计算,香港经济增长高达16.53%,但国际贸易总量与当年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常用来代表开放程度)从未超过150%。香港本地生产的商品出口值占全部出口额的七成以上,而转口贸易不足三成。香港制造业对本地总产值贡献最大,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每年来港旅游的人数约两百万左右,而金融服务业国际化尚在萌芽状态。据最早的统计数据,1970年流入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五千万港元,此后逐年增长,到1979年时规模才达到6.5亿港元;香港没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银行信贷资金活动也相当平静(因为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最早数据始于1977年,以前的情况无处知晓)。1979年年末,外国主要银行流入香港的信贷资金大约161亿港元,而香港银行还没有开展涉外业务。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打破了香港惯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深圳特区成立敲响了香港制造业的警钟,内地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优势直接威胁着香港制造业的生存。在1980-1997年过渡期间,香港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英联合声明发表、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确立、对外经济交往增多、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等因素改变了香港经济的增长模式。香港制造业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痛苦过程,而国际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却不断壮大。在本地总产值中,制造业占比由1980年的23.7%下跌至1999年的5.3%,而国际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贡献率迅速上升,期末分别达到17.2%、11%。令人惊叹的是,“产业空心化”对就业水平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段时间反而是香港就业的黄金时期。1982-1997年间,除了1983年失业率超过4%外,其他年份失业率较低,均值仅为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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