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个与工业化密切联系的概念，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变①。现代化又被认为是带有方向性的变革过程，它可带给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政治自主、精神自由、基本需要满足等成就，而以生产或经济建设为基础和重点。所以广义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宽泛内容，狭义现代化则限定在生产或经济建设范围内②。本文主要从狭义上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对现代化的认同不成问题。然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认同现代化。则是颇有争议且在学理上还未论证清楚的问题。对此人们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判断，即毛泽东时代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因此达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时代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故国家经济实力日渐增强。这种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革命不利于建设；二是毛泽东时代只认同阶级斗争，不认同经济建设，邓小平时代扭转了这种局面。这其实涉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问题，也关涉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逻辑自洽的问题。 为论证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解答如下问题：在西方学者及中国共产党的逻辑理路和历史事实中，革命与建设是不是完全对立、相克不相生的范畴？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在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典型特征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以后有否提出现代化理想并付诸实施？成效如何？这种成效何以受到遮蔽？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对邓小平时代有无贡献？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何评判？对本论题能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拟围绕这些方面展开论述。 一、革命与现代化关系辨析：现代化是革命性的结果 革命有广狭义之分。广义革命指彻底的社会变革，它通过和平改造或暴力革命等方式破除旧的桎梏。狭义则主指暴力革命。无论西方学者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涉及革命概念时，往往广狭义混用。就后者而言，大致执政前主指暴力革命，执政后则主指和平的社会变革。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个体经济的所有制变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均本着和平改造愿望设计。 以工业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与革命这对范畴，在西方人的意识和历史中，均密切相关。现代化历来被认为与彻底的社会变革有关，它被看作“革命性”的结果。在传统和现代社会间若无革命介入，就不会发生这种变革。就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而言，“暴力革命”被看作与“和平改造”起同样作用③。成功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如英、法、美等国，实则都与资产阶级革命或解放黑奴战争联系在一起。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获得政权，其次是巩固变革成果。所以革命和建设从来密不可分。近代革命政权强调经济发展往往甚于民治④。 毛泽东时代执政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革命与经济建设看作互为促进的关系。 执政前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即把生产或经济建设看作与革命战争不能分离、不能对立的任务⑤。中国共产党人搞政治、军事的目的，自认为只是为着解放生产力⑥。所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使中国工业化，并认定经济工作尤其是近代工业决定着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及社会变化“这一切东西”。且在战争年代，即已努力掌握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⑦。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他们面对的军事与经济两大任务中，后者更为重要⑧。毛泽东把学会做经济工作提到战略高度认识⑨，认为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其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政府、一种新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⑩。 执政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由解放生产力变成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一起，被作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大革命运动(12)。此时革命被赋予了广义上的彻底改革之意，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家。此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一切工作都应服从生产需要，革命和生产工作须密切结合(13)。用周恩来的话来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同时进行和互相促进的”(14)。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价值认同亦未中止。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9月，即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指出搞社会主义有精神和物质两条战线，精神上在改造旧思想、提高社会主义革命觉悟上打了胜仗，有利于物质上在改造自然、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上打更大的胜仗(15)。11月《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且一再强调的方针，必须坚决遵守。不能把文化革命同发展生产相对立，而要通过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16)。研究显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经济领域举止“比较稳定和谨慎”，生产未出现长期混乱局面(17)。 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亦可看作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均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及终极目的地位。毛泽东1957年指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社会生产力较充分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算获得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充分建成”。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出，全党须在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政治与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才能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本改变中国的被动地位(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