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62年的党内争论

——读《毛泽东传(1949—1976)》的笔记

作 者:

作者简介:
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江苏南京 210001

原文出处:
党的文献

内容提要:

1962年党内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包括:在1961年全党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逐步落实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国内形势有没有好转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在克服当时农村严重困难中要不要退到包产到户直至退到分田到户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不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由此出现的党内讨论和争论,总体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不同意见的探讨;各方提出的不同意见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调查材料的不同解读;八届十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基本上是遵循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毛泽东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思考,逐步纠正了1958到1960年间由他推动在中央形成的错误决策,发表了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能够克服当前困难以推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意见。作为全党讨论的意见的集中者,毛泽东对于七千人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八届十中全会中正确意见的形成起了正面的作用;同时,也把他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探索性意见,变成了党的决议。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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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4)05-0055-15

       对于从党的八大召开后到“文革”开始前的这十年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在总体上作了评价: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看作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①;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②的十年。对于这十年历史中各个要素的结构性关系,中央也有分析。学术界把这十年当作特殊时期来研究,百家争鸣,各有见识。有的党史研究者说,这十年的历史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③交织展开的历史。又有人认为,在这两种趋向中,毛泽东代表着“‘左’倾错误的发展趋向”,当时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特别是1959年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则代表“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二者泾渭分明。这样估计和判断是否正确、全面,考验着人们的分析能力。好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笔者注)于2003年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笔者读了这部纪实性很强的传记,觉得它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上述“两个发展趋向”。现仅就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1962年的争论,发表一些分析性意见,求教于党史界的同志们。

       一、对1962年中央工作的回顾

       为了说清楚这一年的党内争论,需要从1961年的“前联系”、1962年的“自联系”、1963年的“后联系”来说明这段历史的演进过程。

       (一)作为其“前联系”的1961年

       1961年1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毛泽东的失散著作——《调查工作》(出版时取其原名《反对本本主义》),这部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主旨的著作失而复得,令毛泽东极为高兴。为适应当时应对严峻形势的需要,他提出:“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④,成为一个调查年,用正确政策扭转被动局面。

       这种做法,在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毛传》所述:“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⑤。”“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的否定。”⑥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62年中央审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中。

       (二)作为其“自联系”的1962年

       1962年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中是具有转变性的一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除了年初新疆边民大规模越境外逃,年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粉碎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外,国内还先后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是要查找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发生错误又努力克服错误的经验教训,澄清妨碍克服困难的错误观点和作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开会之初,先发了中央的书面报告稿,请与会同志提意见;后成立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完成书面报告稿的修改。1月27日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作了口头报告,对“大跃进”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反思,特别是说到造成1958年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起了不同情绪和不同意见。1月30日又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超越大会中关于是否存在分散主义的争论,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超越对各种错误的具体批评,论述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原理和认识路线。在这个高度上,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还超越单纯纠正建设速度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期性。毛泽东的报告起了两大作用:第一,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在战略意义上提升了人们对党的事业的信心。

       第二件大事:从1962年2月21日的“西楼会议”到8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的党内讨论和争论。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分歧,首先体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书面报告的结论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只要抓紧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到1963年就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七千人大会结束不到半个月,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5月7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申西楼会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还说: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⑦而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人则认为,1961、1962年的形势在逐渐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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