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09－0053－07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棘手而迫切的历史任务之时，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指导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成功引领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泛起，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再次成为话题的时候，重温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愈感其评价之科学精湛且具有重要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总结经验、开创未来的关键所在，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激看法和观望、质疑态度同时存在。 (一)教条式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和个人崇拜观念依然盛行 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态度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初露端倪。当时，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不良做法普遍存在，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①。林彪在提出“活学活用”口号之后，又进一步为个人崇拜造势，个人崇拜的升温又反过来激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割裂。这种狂热的局面令毛泽东很不安甚至相当反感，他在信中透露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②“四人帮”在篡改毛泽东思想方面较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宣扬成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缺乏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并支持了“两个凡是”的出台，加大了纠正任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盲目崇拜领袖个人错误做法的难度。 (二)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与动摇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些人在经历浩劫之后开始否定我国现行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合理性。如1978年春北京出现的“西单墙”，在“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大肆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如，在上海的所谓“民主讨论会”上，某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③。这种耸人听闻的危言和少数人示威闹事的行径，都暴露出有些人在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采取了极端和偏激态度。这种态度让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很忧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信仰危机”的当下，“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④。 在海外、在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错误倾向。来自港台的某些议论“很强烈”，“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至于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某些议论，“有的语言也很偏激，有的态度也很错误”，同样对历史问题采取了“激愤的、绝对化的态度”⑤。 (三)国内外关于我国是否出现“非毛化”倾向的质疑声开始涌现 毛泽东逝世后，国内有不少人担心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是否会出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式的全盘否定。国外则有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如法国经济学家贝特兰认为中国否定“文革”就是立场的叛变，并请辞中法友协主席一职以示异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济将《每月评论》两月的单刊合为《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专刊，他对中国前途和局势的忧虑一览无遗。亚洲国家更是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进展，日本学者在《毛泽东主义的去向：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吗？》一文中初步探讨了中国政局走向，《亚洲概览》杂志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毛主义的遗产”和“毛以后的中国”等问题的会议⑥。 注意到了这一复杂局面的邓小平反复强调：不损害毛泽东光辉形象、不动摇毛泽东思想旗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⑦。胡乔木也由此提出：第二个历史决议要注意给社会主义事业同情者呈现“理想”和“远景”，而不能使其感到没有“奔头”⑧。 从上述三种不同态度来看，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需要高举和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育人民、统一力量的理论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能否在万众瞩目下维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形象的政治问题。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 深谙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要性的邓小平，相继作了多次专题讲话，先后17次与国外各界人士论及这一话题，并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原则。在他的努力下，党内外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在剖析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提出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要完整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它。他指出：在相当多的领域，对毛泽东思想“各取所需”式的这种片面宣传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⑨。他深入分析了孤立地摘引毛泽东词句的非科学性：“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⑩。他还具体分析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歪曲，如打着毛泽东的名义，将知识分子批判成“臭老九”；生搬硬套毛泽东“自力更生”的倡议，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谴责为“洋奴哲学”等等。在总结这些教训的同时，邓小平主张理论工作者“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11)。第二，邓小平提出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重申这一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为这一思想做出了贡献(12)。第三，邓小平强调要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它并不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所谓“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要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难免出现的个别失误论断，“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3)。而“‘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4)，这些错误的出现，“正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违反了毛泽东自己正确的东西(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