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①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②“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③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中还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④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我们抚今追昔，学习邓小平上述关于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论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当年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毛泽东生前曾几次夸赞邓小平懂辩证法。邓小平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他对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们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些浅显分析，就能对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尽可能科学地历史地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对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的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特别是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⑤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⑥，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二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其他重要甚至是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革”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的决策贡献和影响作用分不开。 三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 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所进行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在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缴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⑦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曾经与其女儿章诒和有这样一段对话，可以为毛泽东关于“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作注释。章诒和问其父亲章伯钧：“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章伯钧用一句话回答了章诒和：“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⑧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为了进一步说明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这里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