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5-0133-12 基督教传教士是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据长期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的美国传教士鲍引登(Charles Boynton)统计，1807-1941年间来华的各国新教传教士总数超过2万人。①费正清在1969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讲演中指出，学术界长期忽视海外传教士的研究，以至于他们都成了“美国历史上看不见的人”。②从那时至今，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学术界在最近二十年对此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但另一方面，传教士撤离中国以后的言行，却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同样的重视，他们再次沦为“历史上看不见的人”。在1949年前后，仅隶属于美国和加拿大差会的在华传教士就有2108名。到1950年底，他们绝大部分撤出中国大陆，其中有856名传教士转移到台湾、港澳及日本、韩国等地，还有453位传教士回到美国。③他们大部分仍在教会和神学院圈子里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在中美交恶的冷战年代，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个群体：曾长年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深厚的情感，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那么，这些传教士是如何观察及理解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如何看待冷战时期的中美乃至国际关系？他们为改善中美关系做了何种努力？他们的观察与研究放在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系统中有何特点？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1950年前后返美的数百名传教士言行予以全面细致的考察，这显然超出了笔者能力和本文篇幅，因此，本文先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选择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进行讨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耶鲁神学院所藏的“贝德士文献”。④ 贝德士以及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因笔者恩师章开沅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于世。⑤日军侵占南京之时，贝德士及其他外侨不顾个人安危每日记录日军暴行、全力救护难民的光辉事迹如今已为世人所敬仰。但章先生也提醒我们，“贝德士文献”的价值不仅限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也有他返美之后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的丰富文献。本文试图在老师的指点和前期研究基础上对返美后的贝德士言行做初步的探讨。 二、“南京居民三十年的时光结束了” 贝德士1897年生于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1916年在父亲担任校长的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毕业，获得罗德兹(Rhodes)奖学金，同年赴牛津留学，第二年投笔从戎，以国际青年会干事身份服务前线，并担任美军野战炮军官，直到1919年才重返牛津，修习近代史、政治和通史课程。1920年获得牛津硕士学位后返回美国，即被所属教会美国基督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后更名为Disciple of Christ)派往南京，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和政治，还在东南大学及后来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神学院兼职。同时，他作为一名基督会的传教士，还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除了1934-1935年两年回到耶鲁完成博士论文及在哈佛学习俄语和日语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居住，直到1950年离开中国，南京成为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娶妻生子，服务教会和民众，在教会界、文化教育界甚至政界都交往了很多朋友，南京成为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写信时总喜欢这样开篇介绍自己：一位在中国南京从事教育30年的美国人。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华北节节胜利，贝德士根据他以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政治的研究，已预感新政权可能会在两年后驱逐他们。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新政权对基督教以及教会教育仍实行宽松政策，这让不少传教士一度对前途感到乐观，不顾美国领事馆的劝离，决定继续留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贝德士并没有感到太多不便，贝德士还三次获得通行证去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⑦然而，到1950年，随着朝鲜局势急剧变化，绝大部分传教士不得不离开中国。很多朋友以不同方式跟贝德士表示，“我们很遗憾看到你们离去，因为担心你们将再也不能回来了”。⑧到5月学期快要结束时，贝德士不得不开始准备回国的行程。“贝德士文献”中保留了他交给政府审验用的行李清单，其中交给轮船托运的共有12只木箱、2只上锁行李箱，还有随身携带的6只手提箱。这份清单包括了贝德士南京家中所使用的几乎所有器具，从长条桌、凳子到上千册图书，从被褥衣物到吃饭用的小手巾，甚至包括易碎的几十只碗碟和花瓶、孩子的笔记本以及山水铁画等，上千件物品悉数运回美国，可见他对南京这个家的眷恋。 1950年7月，贝德士夫妇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外侨管理科登记，奉准离境。⑨同年8月，贝德士在回国旅途中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描述了他们离开中国时的情景与感受，其中不无遗憾地写到“我们作为南京居民三十年的时光结束了”。⑩贝德士夫妇出境的旅程还算顺利，从上海经杭州、南昌、株洲，最后到达广州，从那里出关到香港，一路得到各地当局善待，虽然偶尔也感受到“僵硬的官僚作风”，但铁路职工、警察和士兵对他们极为友好。(11)如果和后来一些被控“帝国主义间谍罪”而驱逐出境的传教士相比，贝德士的境遇要好多了。 让贝德士更加欣慰的是，在其回美国前的5月，几位早期受业于他、学业有成的学生们编辑了一册《贝德士先生留华讲学卅周年纪念》，(12)以此来向贝德士表达惜别和敬仰之情。已是西南联大名教授的蔡维藩(1924届毕业生)在首页给贝德士敬题了“吾爱吾师，吾爱吾师爱真理”。他评价贝德士治学谨严，每堂课都认真准备，讲课不重外表但内容充实。贝德士最早的学生、后来留学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博庵(1919级)引用了贝德士经常跟他们讲的几句话作为给老师的献辞：“我们(指贝德士夫妇)来华的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的任务，要做到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算完成了”；“追求真理是我们治学的唯一目的，而了解事实，分析事实，则为追求真理不二法门。”这些话可以看成是贝德士在华服务精神的真实写照。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江文汉(1927级)称赞贝德士“先生的每一堂课，都是很结实的，使我养成不愿缺课的习惯，在研究和思想的方法上，我得先生的益处极多”。他还特别提到贝德士“虽然是传教士，但却从不利用授课来传基督教。可是先生的为人公正、和蔼、沉着，以及对学生个人的关怀，比口头宣教，要有效得多”。王绳祖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924年)，1929年被贝德士聘为助教，自认一生中贝德士对他的影响很深，他给贝德士的留言是这样写的：“三十年来，追随你最久的两个学生要算是陈恭禄先生和我。我知道你是一个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者。我知道你是一个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基督徒。”南京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一直在全国领先，这要归功于贝德士在这三十年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有一位南京平民尚德义，他是日军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得到贝德士等外侨保护，战后曾跟贝德士一起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他得知贝德士要离开中国，就把贝德士在华善行编成颂诗《共承嘉惠》，以“沐恩人尚德义全家”名义敬献给贝德士，称赞他“每隐做善事，常恐华人闻”。(13)学生和朋友情谊让贝德士倍感温馨、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