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4)08-0058-06 1949-1965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且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所演绎的历史图景及其形塑出的制度结构，至今仍然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规制着当下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其中农民进城问题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回顾历史，自晚清以来，基于土地私有制下失地等原因，大量的农民离村与进城一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农民离村与进城始终是一个困扰政府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10年间，曾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对城市的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居民生活等社会管理问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一个长时段的历时性视野看，新中国初期的农民进城问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凝聚着当时社会制度的底色。近年来，学界对近代农民离村与进城问题的研究颇多，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进城问题探究不够，这种研究现状需要补强。笔者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为旨归，全面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进城问题，试图为现实与历史的交汇所形成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历史变迁中的演绎机制寻找解释和论证答案，为当下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持。 一、城乡生活差异是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 近代以来，灾荒都是农民离村的直接原因，遭灾之后的农民，迫于生计，只有外出逃荒，部分灾民进入城市。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相继发生旱、冻、虫、风、雹、水、疫等自然灾害，其中水灾最重。作为首都的北京，也是灾民蜂拥而至的地方。但据北京市档案资料记载农民进京情况来看，确如时评所论这一时期“受灾逃难来的只是少数”。[1]1950年1月，进京灾民23000多人。[2]这也是档案记载中进城灾民数量较多的一年。其他进城灾民较多的年份有，1956年8月，因遭受水灾，来京农民约1万多人。[3]1957年山东、河北等六省重灾区成灾面积达18664万亩，受灾人口4401万人，损失粮食约163.7亿斤。这也是受灾较重的一年，当时流入北京的灾民据当年4月统计，有1.6万多人。[4]而且，对遭受灾害的进城农民，北京市根据政务院的指示，按照“城市遣送、农村安置、生活困难者当补助路费”的方针，积极动员农民还乡，大部分灾民被收容遣送。[5]但实际上，1949-1960年间，北京市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增长实为80.5万人。[6](p.63)因此，除了受灾的缘故，农民进城还有更为复杂的动因，其中中共“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的执政方略影响更大。 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渐提高，但工人与农民生活差距开始拉大。首先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中共开始执政后的一项重要策略。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7](p.1428)于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即确立了国家工业化战略，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成为首选。中共北京市委在1951年1月22日《关于改革工人工资计算办法的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现在一般职工已对按小米计薪的办法表示极大的不满，纷纷要求加以改变。为了减少工人的生活顾虑，集中精力积极生产，我们认为工资以按数种日用必需品折合计薪的办法较为妥当”[8]，这得到了中财委的认可。各地也基本上都把现有的工人工资适当提高，这样一来，职工收入增加较快。1952年，城镇居民储蓄额比1950年增加5.5倍，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为60%—120%，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约为30%。[9](p.164)据统计，1952年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为62元，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为148元，后者为前者的2.39倍。作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倡导者，梁漱溟比较关注乡村社会生活，他于1953年9月11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上发言指出：“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清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10](p.132)梁漱溟还形象地比喻说，工人农民生活状况有“九天九地”之差。此言不虚。当时，工人生活水平改善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北京日报》多次报道工人订牛奶等生活水平提高的事迹。[11] 而1956年实行的全国性的工资改革，更是有效增加了工人的收入。“1952年全国工人平均工资是每人446元，1956年提高到610元，在4年中间，提高了将近37%。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2]据1958年10月国家统计局汇编的《1956年全国工资调查资料》显示，“通过工资改革，全国工人都普遍地增加了工资。平均每人每月增加了7.6元，平均工资增长了16.8%。”[13](p.574)可以说，这次工资改革使大部分的工人家庭都增加了收入，工人物质生活的质量也就相应提高。各地农民纷纷涌入北京。[14]有的农民抱怨，“我们不如工人好，工人吃白面比咱们多，一月还拿好几十万元”，①不满情绪较普遍。[15]《北京日报》读者袁嘉来信称，“一年辛苦劳作，社员收入无几”。[16]这种情况都吸引着农民喜工厌农，流向城市。还有些荣誉军人和退伍军人、转业军人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也纷纷进城。[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