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提醒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此后这一表述被精简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并广为流传。按现行教科书的看法，“八七会议”后，中共始组建军队，转入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取得最后胜利。统观中共1927年之后的革命道路，应该说这一描述大体成立。值得探讨的是，中共自创建至北伐前，何以不注重“枪杆子”？进而言之，中共早期革命究竟有着怎样的谋划？此种谋划与早期疏远“枪杆子”又有何关联？其次，中共起初介入军事的方式主要是“兵运”，力图直接将“反动士兵”转化为“革命将士”，所运用的手法与工农群众运动相似。此种军事发展方式是中共自觉的追求，还是另有他因？其得失何在？既有的研究，多简单指责大革命时期中央不注重军事，而对此种“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即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苏俄经验的输出与国共的迎拒 1921年7月，中共纲领第一条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②；1922年6月，第一次发布对时局的主张，又明确提出要用战争的办法打倒军阀。③此后，中共的诸种文告中，“打倒”、“铲除”等词语处处可见。然而在北伐之前，中共极重宣传与组织工作，相对忽视军事武力。若寻根探源，此种看似“重文轻武”的革命模式与苏俄极有关联。在介入中国事务初期，苏俄不仅不主张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也极力劝国民党不要急于发展军事。1923年1月，苏俄确定支持国民党的战略后，即对国民党的革命路径有所建议，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重军事而忽视党的组织建设，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④同年5月，马林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致代表了莫斯科的意见。马林观察到北方吴佩孚的力量强劲，却并不主张直接以军事手段将其打倒，而是强调先组建一个全国的革命政党。他声言，“我们只用武力一种方法，我们决计不能打倒吴佩孚的武力专制”，若没有一个强固的党，则不可能有“强固的武力”，有了党，才能造就“信奉主义的武力”。⑤同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请求苏俄按红军的样式帮助国民党组建新军。但苏俄对此反应冷淡。苏俄方面再次规劝国民党应集中全力于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发展军事，并举俄国革命的例子，称“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⑥；强调“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甚至声言，“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⑦对苏俄的劝告，孙中山并未全然接受。他虽然借鉴俄共模式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并开始致力于扶助农工，但其革命重心仍在军事武力上。据伊罗生的观察，“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⑧不仅如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是围绕军事武力展开的，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是国民党联俄的重要考量。 应该说，采取“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是苏俄对国共两党的一致期许。然而与“苏俄之友”国民党不同的是，对身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来说，莫斯科的指示必须绝对服从。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俄共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对早期中共党人而言，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⑨正因如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对来自莫斯科的“先党后军”的既定路线，中共党内几无异议。不仅如此，中共还一度规劝国民党接受苏俄的建议。如1923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劝说其停止军事活动，致力于国民运动，认为“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所谓新方法，也就是先训练民众，再从中建立军队。⑩国共正式合作后，陈独秀更公开建言国民党：“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11)不难看出，此一时期，整个中共领导层都自觉地接纳苏俄革命经验，先建设好革命党，组织动员民众，等条件成熟时，再创建革命武力，最终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这意味着中共早期看似“重文轻武”的“非武装革命”，其实并非否定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只是依苏俄设计的“先党后军”路径，1927年以前尚处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侧重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阶段。 这样一种“先党后军”的路径，其理想图景是先发动、教化民众再建造武力。中共在大革命时期以群众运动为重心，即是这一路径的实践，且这一实践在起始阶段也确有立竿见影之效。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似乎证明“先党后军”路径的可行性。然而，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民党的武力和政权为后盾的。广东与两湖农运的兴盛轨迹与北伐军事进程相一致。而一旦国共分家，军队反戈相向，之前那些动员、组织、宣传等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便不再那么灵验。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全面反共，中共处于空前的弱势，农民运动便难以发动。夏明翰就观察到，恐惧失败后大祸临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中共所到之处，农民并未起来，其踊跃程度“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12)北伐时期中共鼓动农民得心应手，但同样的党，同样的革命口号及策略，一旦没有武力的保障，运动效果便大打折扣。秋收起义失败后，彭公达曾一语中的地总结道：“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