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I7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4)06-0014-06 苏珊·桑塔格的美学思想无疑与西方传统美学尤其是形式主义美学存在渊源关系。但她在20世纪六十年代却提出具有叛逆色彩的“反对阐释”和“新感悟”形式主义美学观。这一转变与她所处的时代即美国由现代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有关。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不仅政治风云汹涌澎湃，而且整个社会也已逐步迈入了消费社会，电视的普及使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从而促进了广告业的发展；物质消费的膨胀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于是电视上的肥皂剧及通俗文学也随之繁荣起来。所有这些给人们观念上带来的变化极大地冲击着现代主义所建构起来的精英文化，以至使处于主流地位的精英分子感受到处于边缘的亚文化的强有力的挑战。对于这一点，后现代主义研究权威、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佛雷德里克·詹姆逊是这样进行描述的： 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变化的节奏愈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中心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鼎盛时代的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1](P9) 于是，知识分子阶层内部面对新的危机必然发生了分化：要么恪守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即延续和超越现代主义经典；要么导向通俗，即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对精英意识的批评。而继承了纽约派知识分子传统的桑塔格既没有以极为保守的姿态恪守前者，也未完全放弃高雅文化而苟同后者，而是希求将两者都纳入她文化批评的视野，因此在很多方面她既与现代主义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但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从而成为一个复杂、丰富、从现代主义向早期后现代主义过渡型的人物。美国批评家及传记作家卡尔·罗里森评价桑塔格时，说她把自己看作是从围绕着《党派评论》的纽约批评家中熏陶出来的人物，但又要从那个圈子里超越出去。她所提倡的“新感悟就是在高雅和通俗文化——所谓的精英和大众文化中——游刃有余的能力。”而人们“对桑塔格感到兴奋的是，她在贝克特和甲壳虫乐队之间看到了一种动力，正如她在《反对阐释》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文化，一种感悟，而不是两种。”[2](P100)桑塔格20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诸多文论虽显示出了她对欧洲精英文化惊人的认同和造诣，但也以否定现代主义追求深度意义的形式主义美学而高擎反叛前辈纽约知识分子的大旗，试图在新形势下重构一种崭新的批评模式，以对新出现的大众文化作出反响。 纽约知识分子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直在美国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六十年代则受到一批对物质繁华颇感适应的新知识分子的挑战。这些新崛起的知识分子没有在极权制度下受到过创伤，并强烈地为权利意识所吸引。纽约批评家欧文·豪认为这一派高擎“新感悟”大旗的领军人物就是桑塔格，说她希望“通过祖母的布块拼凑出新被子”。[3](P258)他认为新一代批评家失去了良好信仰，失去了知识和政治的严肃性，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和道德准则加以摈弃，并背离了文化激进主义的传统。他的评价其实是基于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理想化的批评理念，并没有看到桑塔格及其周围的年轻批评家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抛掉，而是有意的对传统批评提出质疑，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构新的文化批评话语。 桑塔格收在《反对阐释及其他文章》文论集中的26篇文章写于1961年至1965年期间，包括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电影、戏剧、宗教和心理分析等，其中在观点上不无矛盾之处，但贯穿始终的主题则是建立一种超越五十年代僵死的文化批评的新型批评话语。欧文·豪说桑塔格是在用老祖母的布块缝新被子，此话算是说对了一半，因为“桑塔格的许多观点，如关于释义、风格、美学等均非她的原创，但她却将这些观点与当时的时代结合起来。”[4](P17)文论集中的不少文章所针对的就是美国的批评界，桑塔格批评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在观念上过于狭隘和反动，尤其对法国新形式主义和美国艺术中的新感觉缺乏理解。因此，她呼吁批评家认清新出现的美学和文化走向，用美国学者利亚姆·肯尼迪(Liam Kennedy)的话说就是“桑塔格之所以卷入战后有关纽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辩论之中，完全是由于她想努力再度复兴先锋艺术的观念，并对大众文化作出一种新的智性上的反响。”[4](P17)从这个角度出发，桑塔格在六十年代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实际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的美国知识分子仍希望保住高雅文化的疆域，并在其中高枕无忧。原因极为复杂，主要与纽约知识分子摈弃共产主义之后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重新定位和寻找新视野有关。三十年代后期莫斯科审判之后，随着斯大林所犯下的政治极权主义暴行的披露，不少美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幻灭感，于是在战后开始为自己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5](P313)从共产主义的理想转向对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公开的政治倾向的降温，而重新关注起文化分析和美学问题的探讨。然而面对那一时期的保守压力，纽约知识圈并不想轻易就范，他们仍坚持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并使这半自治性的头衔具有合法性，以对抗主流文化的话语。一般来说，欧洲及北美的知识分子视资本主义的失败为理所当然，而在1938年莫斯科审判之后，他们所目睹的共产主义的“失败”使他们震惊不已，“顿时失去了对进步力量的信念和希望，只剩下了自己和自己的才能得以依赖。”[4](P18)于是他们放弃了政治干预，重新拾起文化自治的主张。然而大众文化的冲击使他们的身份受到威胁，于是便以对抗性的理念捍卫自治性和承担起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