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9-0135-09 体验是中国古代原有的概念，并非来自西方。中国古代的直观思维注重具象、直觉，追求感应、感悟，截然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思辨。这种思维因为具象，所以生动；因为感应，所以神秘；人们只能意会，无法言说。这便导致体验概念的产生。南宋朱熹《四书或问》云：“其曰非体物而不遗者，其孰能察之?其用体字察字，又皆非经文之正意也。此章若从诸家，以圣人不知不能为隐，则其为说之弊必至于此而后已。尝试循其说而体验之，若有以使人神识飞扬，眩瞀迷惑而无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1]《论孟精义·序》又云：“抑尝论之《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功。”[2]体验是体察、验正之意，指用自己的身体去感觉、查验、领悟。朱熹已认识到体验的直觉性、准确性、感悟性。这种直觉包括感觉、经验、感应、感悟等。体验是一种感悟的、直观会意的生命直观方式，注定是自然的、自由的，同时也是诗性的。在此意义上，体验就与感物联系在一起。感物作为中国古代的美学观念，构成感物美学。 深入考察中国古代的体验，我们发现，它与西方的体验有某种意义关联。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中，体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体论范畴，这一范畴的原初意义与经历有关，后来被赋予了独特意义。据王岳川考察，体验被赋予“生命意义的瞬息感悟”的意义并成为本体论范畴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3]此后，体验便进入人类生命各个领域，成为人生命感悟与反思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用于审美，称之为审美体验。审美体验与无功利、直觉、想象、意象相连，它是“那种深层的、活生生的、令人沉醉痴迷而难以言说的瞬间性审美直觉”。[4]感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融合着审美体验的诸多特征。 一、感物的瞬间感悟性 感物是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它注重直观、直觉，追求感应、感悟，这与审美体验的瞬间感悟不谋而合。王岳川说：“诗思即对自己存在的体验与领悟。”[5]这同样适用于感物美学。感物言述的是文学艺术审美创造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必然离不开作家、艺术家的审美体验。中国古代感物有“感物兴情”和“托物寓情”两大类型和许许多多的美学方法，①无论类型还是方法，都具有瞬间感悟的特征，鲜明昭示着它们的体验性。 “感物兴情”是先有物，后有情。万事万物激发作家、艺术家，使他们情感萌动，产生创作冲动。这一激发的过程非常短暂，瞬间就达到了目的。然而，纵观中国古代关于“感物兴情”的相关论述，大都认识到它的作用、价值，对它的刹那性、瞬间性却鲜有直接而明确的讨论。但是，在古代作家、艺术家大量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感物兴情”的刹那性、瞬间性的关注。 陶渊明写有一组《时运》诗，序中谈及他暮春交游的感受：“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影)独游，欣慨交心。”[6]“景物斯和”、“欣慨交心”都是感物兴情。人与景物的应和、交心都是短暂的、刹那的，正是因为“和”，诗人在一刹那间就与景物产生了感应。在这种感应的推动下，陶渊明写出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在这组诗中，暮春的温暖、宁静不仅呵护着新苗、水流、花药、林竹等自然生物，同时也呵护着人的心灵，使人超然物外，怡然自乐。杜甫也在“感物兴情”的状态下写有《与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蕴真惬所欲，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其中“云山已发兴”之句说的就是感物兴情，云、山引发了诗人的情感，引发了创作的冲动，刹那间点燃了诗人的生命体验。“蕴真惬所欲，落日将如何?”自然之中蕴含着生命之真，人若能长时间停留在这种生命的境界里，该是多么惬意!在这里，“兴”的过程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刹那间引发诗人感悟了生命的本真。 “托物寓情”是先有情，后寻物，借助于外在之物来寄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寻物是作家、艺术家的主动行为，但也需要物我之间的相互感应。作家、艺术家在寻物的同时，物也在召唤着作家、艺术家。当作家、艺术家的情感凝定于物时，物也刹那间与作家、艺术家达成高度的和谐。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就是托物寓情的诗歌。诗前序明确说这首诗是先有情后寻物的：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衰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