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122-08 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政治或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早在一百八十多年前，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对两者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在强调“政治决定战争”的同时，克劳塞维茨辩证地提出“战争反作用于政治”的论断——当然，他所提到的“政治”更多是指协调一国内部利益和外交关系的宏观机制；他所提到的“反作用”也仅仅是从政治适应性的角度来谈论战争的特殊要求。总之，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以战争的视阈、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谈论政治的。 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哲学论断，仍给予笔者极大的启发，使笔者对“战争反作用于政治”议题的探索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议题中的“政治”，与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的概念有所不同，它将回归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突出政治的社会治理或管理功效。也就是说，笔者有关“战争反作用于政治”的研究，将突破“战争”题中应有之战役、战例、战术等的限制，重点探讨战时国家管理体制，尤其是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对战后年代的影响。 那么，战时新闻管理体制对于战后年代的新闻管理是否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哪些影响？换句话说，战争使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延伸后是否得以继续延伸、持续延伸呢？这是笔者将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如果以此作为假设进行论证的话，支撑它的条件盖有三个：第一，战争的阶段性特征；第二，战后各国的具体情况；第三，战后全球环境的变化。 所谓“战争的阶段性特征”是指，战争是进攻、防御(或相反)直至停战的全过程。即使停战戛然而止于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战时政策向和平时期政策的过渡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滞后就会产生影响，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鸦片战争对中国晚清侨务政策的影响，朝鲜战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 如果说上述支撑条件中的第一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可以不证自明的话，第二、第三个条件则需要通过充分的史实和案例进行解读、分析。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一种非正常形态。非常态意味着对常态性的社会体制、机制的阻断和适应战时需要的新的体制、机制的生成。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不一定构成历史分期的节点，但战时体制，包括新闻体制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效仿苏联，包括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其后延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派生的一些管理模式与方法(包括新闻管理模式与方法)至今仍然留有余温。 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则与战争和非常态的国家治理模式直接相关。 这要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场革命斗争。这场革命胜利后，苏联境内仍残留着大量的资产阶级势力，它们时常利用自己掌握的报刊发表诋毁苏维埃政权的言论。鉴于此，1917年11月，列宁提出要封闭这些报刊，并且亲自签署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出版法令。《法令》宣布查封的报刊包括：1)煽动公开对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通过恶意中伤、歪曲事实制造混乱者；3)挑动从事犯罪活动者。《法令》同时规定，一旦新秩序确立，对于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必须停止，并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列宁认为新秩序确立的时机已到，提出报纸要全力关注经济建设问题。1922年，国内出版了一份《新俄罗斯》杂志，由路标转换派分子创办，因为属于资产阶级报刊，出版两期即被查封。列宁写信给时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认为这样做不妥。后来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允许该刊继续出版。列宁还认为，报刊具有舆论监督的潜在功能。他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希望该报要成为一份“战斗的机关报”，这种战斗性表现之一就是“更严格地监督”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把“疏忽的人登在黑榜上”②。 总之，列宁的设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报刊的管理应当由行政干预转变为法律制约，同时要加强报纸对党的工作的监督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报刊的这些设想和论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条件下)提出的报刊思想却被模式化和绝对化，成为苏联在不同历史时期普遍遵循的原则。 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斗争。先是“同托洛斯基的斗争”，之后是同“新反对派”的斗争、“同布哈林的斗争”，紧接着便是30年代的肃反运动。在此期间，斯大林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方法，严格控制舆论工具，使之服从于政治斗争和肃反斗争的需要。当时，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均报道了三次大审判③的过程和将一批红军将领交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消息，口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由此可见，当时斯大林对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