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中国城市电视发展现状的两极分化现象，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2013年9月，笔者率队学术考察长三角的苏、锡、常广电，被破例带往苏州新广电大厦在建工地参观，面对的是投资逾38亿元，号称“苏州城市建设新标志、苏州广电发展新平台、苏州文化产业新载体”的现代传媒广场，这是苏州广电人突出传媒产业心结而决心打造具有全国一流影响力现代传媒产业集团的实力基础工程，令人震撼。时隔一年，笔者应邀率队学术帮扶甘肃武威广电，因主人实有难处而无力派出车辆来机场接送而只好当夜滞留客店；但令同行者不解的是，对口帮扶单位——广东电视台雪中送炭向其赠送的工作用车，却耗时近一年，就因为当地广电甩不掉事业单位的定编计划而迟迟难以到位。事情虽惊动帮扶挂职干部的主管单位——甘肃省委组织部而有所提速，但迄今仍未落到实处，身为知情者，赠车的迎送之难不免让业者慨叹。同为城市台，这一东一西，生态环境与实力差距，天壤之别。本文拟略过东西两地的经济因素而查找行业体制弊端，引出包括中国电视在内的当代大众传媒到底是事业抑或产业的时代议题。这是一道绕不过的是非线，也是发展见高低、冲破区域与行业壁垒的分水岭。 中国城市电视的整体发展首先得益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时期，它因国家一级政府一级媒体而立，也因“四级办台”政策而衍生。但它自身发展的软肋，则因位列国家大众传播系统的低端层次和末梢环节，初始并未纳入国家大众传媒产业化宏观布局而长期处在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状态，因此在与国家级媒体与省级媒体同期发展的数十年中，由于先天的内容资源稀薄、人才资源短缺、行政资源匮乏、市场空间狭隘等等缺陷，再加上传统惯势的束缚，或多或少地在变革上有着惰性，呈现出复杂、微妙而尴尬的角色本分。细做分析，于是发现： 一、城市电视有共性的三大生存困境 一是在夹缝中生长所感受到的三明治式的生存压力。城市电视媒体同样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在理论上是一个可与央视、省级媒体(含省级卫视及其地面频道)三足鼎立的重要群体。但现实情形是，城市电视媒体不仅要在央视和省台的压力下求生存，而且要在县级媒体分割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此外还必须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强力挑战。 实践表明，“四级办台”政策使电视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金字塔形的格局。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上收整合，处于上游的中央电视台、各大卫视以及省级地面频道一方面利用行政推动力加强节目覆盖，推进落地入户；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节目质量的投入，重金购买或自拍栏目剧、电视剧，另外在综艺娱乐节目上更是加大手笔，花重金进行“电视大片”制作，例如浙江广电的《中国好声音》、上海广电的《中国达人秀》等。与此同时，反观大多数城市电视台，新闻节目琐碎平庸、自制综艺节目粗糙简陋、频道包装缺乏理念支撑，导致荧屏缺乏夺人眼球的看点，造成大量受众流失。而当下留给城市台的固定受众多以低学历、老龄化者为主。受众资源的含金量直接决定了平台的价值，在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之下，一般城市台的处境不言而喻。 二是新媒体竞争以及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带来的压力。近年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以其覆盖面广、快捷及时、互动性强、受众年轻化的特点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在新闻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已显示出其滞后性，无法做到领跑舆论而只能跟跑。不少年轻人一有空闲时间就打开手机开始刷各种手机应用软件，“手机控”成为社会新的现象。据统计，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另据2012年的资料显示，中国人每周收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是7.2小时，平均每周上网时间是7.3小时，用手机上网平均每周时长为7.8小时，用移动终端观看视频的时间首次超过了用电视收看节目的时间，以至于学术界产生了“得手机终端者得天下”的感慨。由于人们看电视看报纸的时间大幅度减少，一线城市许多新婚家庭中，电视机已沦为一种家具摆设，或仅仅是退休职工与在家妇孺的专利；报纸固定读者群更是老化与两极分化，维系发行量靠的是职工单位或党委系统行政手段的硬性摊派。 三是传媒体制改革步伐迟滞而未能真正统出合力。狭窄的区域覆盖与有限的产业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城市主流媒体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城市电视媒体绝大多数没有在传媒产业领域有着实质性的追求与突破，导致办公条件简陋，生存艰难。笔者此行的甘肃武威之行难有车用的窘况，就是因也是果。城市台多受区域性与行政化囿限，甘于被安置或依附在“事业”序列，画地为牢，唯上而用，因而在内容生产和广告经营方面常常各自为战，更怕逾越雷池，难思作为，甚至是捧着金饭碗要饭。虽然不安现状者多被要求或被挑战纷纷合并组建广播电视台或加盟新闻集团，但离真正地完成声、屏、报、网的全面整合仍是任重而道远。更不容乐观的是，由于行业内外对传媒的三重属性没有清醒认识，对时代转型中媒介喉舌工具作用之外还有的社会公器属性与产业经济属性知之甚少甚至抵触或反对，故城市电视在跨区域传播与信息覆盖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地域和行政限制，这使得它们在媒体传播市场中只拥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此外，作为地方媒体，城市媒体还面临着与上一级同行尤其是省级针对性的地方版或系列频道频率的激烈竞争。当广告收入成为唯一创收手段的时候，有限的广告份额除了要面对中央台和省级卫视的“豪夺”，移动新媒体的“巧取”，还面临着各种户外广告载体的侵蚀和分流。 当然，还是观念决定成败。思想意识方面的“行政依附”，期待政府花钱办台；“无过便是有功”，只在意舆论导向不出错，怕做多错多；“两头都要通吃”，即事业企业两边的好处都要，固化“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两元生存结构，至少是安于现状。温水煮青蛙、不思进取的“改革停滞论”成为行业集体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