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4)05—0072—3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这是适应当前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的自觉选择，也是适应当前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事件不断发生、政策传播面临困境的务实决断和理性选择，对于优化我国政策传播路径，提高政策传播效果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一、新媒体改变政策传播的路径和效果 政策传播是政策执行的重要环节，政策传播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政策成败。①现有研究发现，通过政策传播培养公众对政策的认可、理解、信任和支持，能有效减少对抗、抵制、抵触、冷漠等情绪，使公共政策在良好的环境中顺利推行。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政策传播从封闭、单向的科层制组织传播走向“后科层时代”的开放、互动，网民对政策的关注和参与形成了对政策传播过程的“强制性介入”，政策传播的路径和效果因之发生了改变。 (一)公众对政策过程的“强制性介入”：政策传播路径的改变 研究者对近年来涉及环保、信息安全、高考制度、退休年龄、养老金发放等政策传播案例的分析发现，新媒体对政策传播过程具有“强制性介入”作用：伴随着政策信息的发布，网民自发参与政策讨论，并根据自身经验和利益取向，以网上舆论的形式对政策内容、政策目标、决策程序和质量等进行评价和监督，政策传播路径由此发生改变——被动增加了新媒体语境下的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环节，并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网络舆论对政策的认同与否影响甚至决定着政策的执行和能效。这在周口平坟、公安部黄灯禁令、各地PX项目争议等事件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网民对政策的“介入”首要体现为政策评价。随着政策信息的新闻发布，网络舆论常常以新闻跟帖、论坛话题、微博微信等形式，自发对政策内容和决策程序展开讨论。政策评价主体的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普通民众由被动的政策传播受众变身为主动的政策传播参与者，还意味着政策评价标准的变化：组织标准变成公众标准，政策公示变成政策讨论，单向灌输变成双向互动。只有组织标准和公众标准具有一致性或通过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官方取得了公众的政策认同，政策执行才会没有阻力和产生效能；缺少一致性则会导致政策议题的重新设定，公众通过批评政策内容、拷问程序正义、追问决策理性、质疑决策主体等政策合法性构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对政策执行的压力、意见，甚至颠覆现有政策，倒逼和强迫决策者对政策作出调整，因此具有“强制性介入”特征。以公安部“黄灯禁令”为例：颁布并于2013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新交规规定机动车严禁闯黄灯并处以违规一次扣6分的处罚，招致网民激烈反对，该法令被学者指为缺少法律依据和“有违上位法”②，之后广东等地被迫宣布暂停“黄灯禁令”。 网民对政策传播的强制性介入，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赋权，政策信息的流动由组织内垂直等级传播向水平无中心的散播转变。在组织传播中，政策信息目标受众明确，传道单一，隔离于一般公众，传播效果可以预期；新媒体环境下，政策传播的组织“边界”被打破，政策信息的目标受众走向分散和不确定，渠道多元，打破对公众的“区隔”，并提供了公众对政策进行质疑、批判和检讨的空间，这种媒介技术驱动型的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讨论，缺乏制度架构保障，因此政策传播的效果不可预期性增加，传播风险加大。 (二)质疑、颠覆与政策失效：传播路径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政策传播会对政策效果形成影响。导致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缺陷，二是政策传播环节出现了障碍③。“在公共政策没有明显的失误，没有大的利益失衡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取决于政策的人文环境即政策对象对政策的理解、信任、支持和拥护的程度”。④因此，传播环节中的公众认同对政策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传统社会的政策传播是典型的“科层制传播”，政策信息从上到下经由组织通道进行传达，政策传播过程中公众参与环节缺失导致的政策认同度低，常常使“政策处于传播失灵、策略性执行以及监督缺位状态”⑤，政策实际执行效果远远低于政策预期与规划。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政策传播的封闭环境被打破，政策传播增加了公民参与环节，政策传播框架和逻辑正发生着由“控制和宣传”向“协商和互动”的清晰转型⑥。传播路径的这一改变有助于保持政策过程的公共性，也带来风险：广泛的参与不仅使传统社会政策传播层级过多、渠道单一、缺乏对目标受众的分析和反馈互动、政策话语缺乏亲民性等政策传播宿病凸显，同时可能造成多重危机，典型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网络争议造成的政策认同危机最终形成政策危机，阻滞政策执行；二是舆论监督引发政策形象危机(包括制定者形象)，以政策执行中的“走样”和“权力自利”为特征，形成公众对政策、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公信力等产生质疑，激化社会矛盾和影响稳定。 公民参与不仅提出了改变政策程序和政策利益结构的要求，也使政策效果面临着双重可能：当政策内容符合共同利益，程序合法，就会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使政策得到顺利执行；如果内容失当、程序失范，则可能招致争议、质疑，导致政策失灵和失效。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构建公民在政策传播中的合理地位，实现政策传播在组织、新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如何从路径改革出发增进阶层沟通和社会认同从而减少传播危机和增进政策传播效能，非常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