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互联网自上而下约束性的管理模式也暴露出了局限性，治理方式成为互联网管理的发展需要。 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4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269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3.4％，相比2013年底上升了2.4个百分点。面对数字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网民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自我期望的满足，网民之间的隔膜被互联网的发展浪潮打破，同时管理者角色在互联网上变得模糊、权威也被消解。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中国互联网从Web1.0演进到Web2.0，使得网民一边享受高度表达的自由，一边扮演着瓦解管理者的权威和经典的角色。传统的互联网自上而下约束性的管理模式暴露出了局限性，创新治理方式成为互联网管理的发展需要。 微信时代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 微信诞生时是一种私人化的交流通信工具，和微博的类媒体属性不太一样。同时，微信是在由“点”“圈”“链”组成结构化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网状人际传播模式，这与微博的广播式传播也非常不同。因此，微信舆论场较之微博，传递信息更快速、更准确、说服力更强、范围更广泛。 正是由于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模式如此，其传播才呈现出准确性高、复杂化，信息难以阻断、较难利用传统模式引导，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微信信息传播的准确性高，但是传播更复杂。微信传播者可以依据一定规则对朋友圈中的朋友进行分组归类，然后针对不同组别的特性进行不同方式的传播，这就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具准确性。正是因为这种准确性，使得微信在信息传播中扩展和传播的形态与传统媒介相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精确的互动功能也使得微信信息传播更趋于复杂。传播主体中的传播者、渠道(把关人)和受众可以在微信中实现相互之间的点对点互动。不仅如此，在微信用户分享了信息之后，就可以实现点对面的互动。在传播过程当中，互动的形式和层次丰富，使得传播社会化和复杂化程度大大提高。 通过微信平台传播信息难以阻断和利用传统模式引导。由于微信特有的传播形态，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出交叉融合的无中心弥散传播方式，一旦信息传播进程开始且进行到一定阶段，阻断其传播将变得极为困难。这也是所有新型微媒体下谣言传播难以完全管制的原因所在。即便使用系统性停止与屏蔽手段，也只能部分影响和阻碍信息传播。 同时，微信传播的难以阻断还和智能手机载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微信用户几乎手机不离身，收发微信信息就如同收发短信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查看，黏性极高，能够非常及时地进行互动和传播行为。 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成本极低。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微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成本被降到趋近于零。比如，2014年3月1日发生的昆明暴恐事件，微信群体中的普通用户在推动事件成为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此期间，用户之间并没有事先商量，但他们通过微信这个传播平台，利用了传播速度快、成本低的特点，“无意识”中完成新闻事件的热点推动。其中，传统官方媒体及新闻从业者也利用各自的官方微信平台开始不断介入、参与传播；传播数量越来越庞大，热点也被进步放大，社会、政府、传统线下媒体也纷纷参与进来，事件影响范围从线上到线下。 微信对传统信息监管形成挑战 微信传播模式的特殊性给传统的舆论监管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颠覆了传统渠道监控内容的治理模式。在传统媒体主导社会舆论的时期，政府通过控制渠道监管内容，因为承担社会公共意见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可管可控。但即时通讯发展起来以后，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因为通过手机传播所以私密性非常高。其基于“私人关系”(手机通讯录和QQ朋友)发展起来的传播对象也不利于监管。同时，与数量有限的传统媒体相比，微信用户作为“自媒体”仅从数量上就遥遥领先，面对无法监控的“大数据”，政府一开始又处于“缺席”状态。 其次，传播内容的监控难度大大增加。尽管微信传播渠道的私密性高，但不等于其传播内容的公共属性低。从微信传播范围来看，一条微信内容可以短时间内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从传播内容种类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公共内容范畴。因此，微信内容完全可以是公共属性极高的舆论，但目前我们的技术手段还测量不出微信圈内舆论的“行迹”。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在“什么级别”的媒体发表、发表“篇幅”或“时段”等来判断舆论影响力的大小。即使是在网民认可程度相对较高的微博平台上的舆论，我们也能通过测量评论和转发的“数量”来判断舆论影响力的范围。然而，某一条微信的传阅量到底有多大，目前我们的技术手段还难以达到完全监测的水平，因而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微信上舆论焦点的研判。 此外，微信传播的黏性强、渗透率高。微信的“朋友圈”是基于熟人之间展开的“强关系”网络，这就使得彼此之间更容易实现信息传播和态度影响。同时，这种以除了“同事”，还包含“同学”“兴趣”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颠覆了现实社会中的以职业分类为主的关系网络，使得不同职业群体之间能够更快捷地传播信息。如一名新闻记者，他以往接触到的可能主要是传媒领域的相关信息，但如果加入到“同学圈”“老乡圈”中，不同职业的信息也会很容易接触到。在这种信息传播渠道中，现实社会的职业疆界被很轻易地撕裂，一种黏性非常强的关系网络被重新组织起来。因此，以往政府通过组织的形式进行价值观引导，在微信“朋友圈”不再那么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