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网民增长幅度最快和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国家。1997年，网民总数不到70万，2005年首次超过1亿，截至2013年底，攀升至6.18亿。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普通网民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同步分享互联网主流技术升级所创造的最新成果，并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创造出别具特色的网络政治。郑永年在论及网络时代中国政治的变革时指出，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面临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利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①。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遇袭，网民在虚拟空间迅速集结，民族主义与新传播技术共同发酵而出的舆论狂潮和抗议声势令西方国家震撼不已。2003年，孙志刚事件、哈尔滨宝马车撞人事件等一批由网络触发、推动和升级的公共事件凸显了网络政治表达渐趋活跃的征兆。2011年以来，以郭美美事件等为代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国内引发舆论啸聚，一人一地之事，在短时间内演变为全球关注的公共事件，凸显了新媒体借助全球化和个人化两大潮流释放的巨大能量，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织互动呈现出日趋频繁的态势。这样的现实既为拓展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机遇，也对网络社会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提出了挑战。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三重效应 在各国历史上，政治参与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受制于既定的结构性要素，从而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我国曾有过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闭专制的政治统治，“庶人不议”的戒律造就了臣属型政治文化，民众对政治参与持被动态度。伴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公民意识的增长，“中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②。不断高涨的表达需求和参与热情，与制度化参与渠道的相对不足形成了日趋严重的矛盾。而互联网的稳健增长“给政治参与增添了新的变量，它不仅为‘激进分子’提供超常规的运作手段，也为传统意义上的本分公民构建起互动和参与的新平台”③。网民借助网络参与政治，通过以网络为平台或中介的舆论和行动影响现实，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要阶层均可实现的政治参与方式，它们以其聚合效应、脱域效应和极化效应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的形态特征。 1.聚合效应：个体参与的社会化链接 网民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意见的表达，社会转型和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各个群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中，政治参与的行为无法自绝于传播媒介，甚至诉诸媒介本身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互联网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意见表达渠道，通过互联网表达意见成为了一种最广泛而且最触手可及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对公民赋权不仅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层面，而且它还使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强化。一方面“它是一个让个体感受到能自己控制局面的过程，并天然地具有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怀”④，另一方面网络改变了公众个体原子化的状态，因为网络空间内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都具有无限的连接性，网民参与的力量可以通过“连接众多的微力量和微关系，以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变革采取主动行为而产生的聚合能量来得以体现”⑤。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网民构成的异质性，特定事件中的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有显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常情况下，维系彼此关系的是一个特定的议题以及由此议题所构建的意义共同体。我国网民的构成在职业、经历和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同时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强化了部分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公众在特定的社会参与和言论表达中进行着“我们”和“他们”的划界，作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区分。一旦弱势身份的认同借助相关议题被激发，他们就倾向跨越年龄、职业、经历的区分而采取集群性行动。网络虚拟空间成为了弱势群体宣泄情感的重要场域。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均是由跨阶层的公众基于网络的聚合效应和特定的社会认知及价值取向所推动形成的。正如舍基所言：“在过去，少数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而现在，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能够轻易地创造一个环境，让那些不那么积极的人不必成为激进分子而能同样发挥作用”⑥。 2.脱域效应：集体行动的时空再造 “脱域”概念源自吉登斯的现代性研究，在他看来，时空分离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而且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⑦。以去空间化和无界化为特征的网络为集体行动的“脱域”提供了技术动力，它既为集体协同提供了时空分离的载体，又构成了一个无限延伸和拓展的行动场域，“可以将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的网民的言语、思想、情绪与行为在互联网上以近似的或同一时空进行互动”⑧。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性事件是典型的现实时空内的集体行动，其行动网络依托地缘或亲缘关系等面对面的人际网络，难以聚集起全国性关注，那么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打破了行动取向和表意取向之间的区隔，现实集群和虚拟集群两种不同形态的群体都已参与到事件进程中，且虚拟空间对现场事件的渲染能够激发更多的舆论关注，从而拓展了集体行动参与主体的范围，颠覆了物理概念的行动场域。个体传播行为已经完全可以超越时空阻碍，随时随地进入到全球性互动之中，触发跨地域乃至跨国的行动联盟。尤其是以网络舆论为主要形态的表达参与和跨地域的互动使参与虚拟空间集群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倍增，并推动虚拟空间向现实世界施压，而一旦这种压力形成，就易于形成“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的局面⑨。而且在网络时代，一旦公共危机显性化和媒介化，更多的社会行动者将会意识到，通过个人策略性的行动可能对现实政治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 3.极化效应：传播空间的再中心化 2011年5月，Yahoo Research对Twitter两个月内的12亿条微博调查显示，71％的微博没有任何回复，只有极少数微博成千上万地被转发和讨论，仅占用户总量0.05％的精英用户吸引了超过一半以上用户的注意力⑩。在新技术为普通网民赋权的同时，网络空间内的权力又向精英群体集中。这种再中心化的趋势既是网络传播本身的技术属性导致的，也是网络时代政治动员的必然结果。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互联网为中介和纽带的网络政治参与，交织着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团体、行动组织以及国内外势力之间的博弈，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政治动员对国家治理的挑战。现代社会的公众参与，其实质是政府、公众以及各种中介力量之间的互动。对公众而言，诉求的表达、对政策议程的触动需要包括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在内的中间力量通过媒体进行动员、说服和倡导。查德威克曾将互联网影响政治动员的表现归纳为三点：一是在线扩展线下策略，利用新传播技术向政治精英施压；二是跨国电子动员的激增；三是以“黑客行动主义”为代表的新型行动方式(11)。目前，国内民间组织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正式的民间组织外，被各种事件激发的临时性救助团体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群体，如钱云会事件中由学者和普通公民自发组织的调查团，躲猫猫事件中由政府倡议组建的调查团，类似团体的出现是网络环境下政治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新现象。此外，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传统媒体的记者在当下公共事件的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善于在网络互动中链接民意，传递关键信息，提供多元观点。而当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与现实社会中的动员主体或关键群体重合时，事件发生网上网下互动的概率就会增大。因此，信息技术的升级和再中心化的趋势能够把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交融向前进一步推进，使言与行的界限不断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