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是吕叔湘针对汉语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受西洋语法框架束缚的情况提出的重要思想。其精髓是要敢于暂时抛弃先入为主的条条框框，从语言实际出发去看待问题，继而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论和原则。我们认为，这与立足于汉语借鉴西洋语法的做法并不矛盾，否则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如沈家煊（2011：32）所言，用印欧语的框框套汉语当然不对，但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还是必要的。总之，在汉语研究“破与立”的思想中，“立”的对象是汉语研究新的模式和理论，“破”的对象既包括印欧语的条条框框，也包括汉语研究中一些从汉语看汉语的有争议的模式。 长期以来，有关汉语名词修饰语的讨论基本上是以“限制”①与“描写”或“限制”与“非限制”的二分法为框架。这两种模式在理论自洽和对语言现象的解释方面，仍面临一些困境和争议。汉语语法研究的推进离不开认知语法等当代语法理论（陆俭明，2010）。有鉴于此，本文拟打破既有模式，提出“限制性包含描写性”的新模式，对名词修饰语的整体功能进行重新解释，并从入景理论（grounding②的视角探讨这一模式的认知理据。 2.破的必要性：“限制”与“描写”及“限制”与“非限制”之争的困境 2.1 “限制”与“描写”之争 自朱德熙（1956）提出限制性和描写性的概念以来，学界对汉语名词修饰语的讨论大多以“限制与描写”为框架（赵元任，1979；吕叔湘，1985；陆丙甫，1988，2003；房玉清，2001；刘月华等，2001；陈宗利温宾利，2004；黄伯荣 廖序东，2007；方梅，2008；贺阳，2013），但对于二者的区分标准，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房玉清（2001）主张以修饰语的词性为标准，其不足显而易见。例如，在“美丽的姑娘”和“美丽的重庆”中，修饰语都是形容词“美丽”。修饰语的性质显然不可一概而论。刘月华等（2001：470-473）提出应该以修饰语的语义为标准。这种标准虽然从词性上升到了语义，但仍存在问题。“美丽”承载了性质、状态等语义，据此认为“美丽的姑娘”中，修饰语是描写性的未免有些绝对，因为“姑娘”确实有美与不美之别。可以看出，词类标准和语义标准都有明显不足，而且往往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教师地位”中的“教师”按词性标准是限制性的，因为“教师”是名词，但按语义标准又是描写性的，因为“教师”承载了表示职业的意义。陈宗利和温宾利（2004）以关系小句为例，提出应该参照修饰语的重音。这种标准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重音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往往基于二者的互动（周韧，2011）。另外，这一标准对于书面语缺乏解释力和操作性。有学者提出能回答“哪一（量词）”的是限制性的，能回答“什么样的”的是描写性的（刘月华等，2001：472；黄伯荣 廖序东，2007：64）。可是在一定语境下，修饰语（如“黑色的”）既可以回答“哪一个”，也可以回答“什么样的”。陆丙甫（1988）认为从外延上对名词加以限定的修饰语是限制性的，从内涵上对名词加以说明的修饰语是描写性的。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内涵与外延本身就有连带性，因此标准无法统一。比如“完整的人格”中，“完整”增加了“人格”的内涵，但同时也对“人格”的外延进行了限制，因为人格包括“完整的”和“有缺陷的”。贺阳（2013）认为认知因素在理解限制性与描写性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这一认识颇为深刻，不过仍留有问题。首先，贺文仅限于单词修饰语。其次，贺文只是在语感调查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概念性的结论，未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具体探讨，因此尚不具备操作性。 总之，以“限制与描写”为框架的讨论虽然取得了诸多共识，但是仍面临困境和争议。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模式，这也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有益尝试。 2.2 “限制”与“非限制”之争 有的学者（Huang，1982；Tsai，1999；Givón，2001；Lin，2003；Zhang，2008；屈承熹，2005；文旭 刘润清，2006；石定栩，2010）对汉语名词修饰语的研究参照了印欧语中限制与非限制对立的模式。其基本主张是，限制性修饰语会缩小中心语的所指范围，而非限制性的不会影响中心语的范围（Givón，2001：10-11）。比如，石定栩（2010）以此为框架，借助集合论的观点认为，汉语名词短语勾勒的是事体的集合，其中的中心名词勾勒一个母集合，整个名词短语勾勒一个子集合，由于子集合对母集合具有限制作用，因此所有修饰语都是限制性的。按此观点，石文解释了“限制与描写”模式下的一些困惑。比如，“木头房子”中的修饰语“木头”因为涉及材质，所以在刘月华等（2001）看来是描写性的，而“石头房子”中的修饰语“石头”因为能回答“哪一种房子”被黄伯荣和廖序东（2007）认为是限制性的。石文认为，不管“木头”还是“石头”都会改变“房子”的所指范围，都与“房子”构成一个子集，因而都是限制性的。需要提到一种情况，当中心名词具有指称唯一性时，其修饰语被认为是非限制性的（文旭 刘润清，2006）。石定栩（2010）对这类现象的解释是，修饰语依然可以勾勒出子集，因而也是限制性的。他的例子是“你们会看到跑得更快的刘翔”。石文认为，整个名词短语勾勒出三个集合：“刘翔”、“以前的刘翔”和“跑得更快的刘翔”。显然，这里的“限制性”与上面说的“限制性”存在差别，这一点石文没有说明。 文旭和刘润清（2006）以及贺阳（2013）认为，确定修饰语的性质要看人对这些属性和关系的认知。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很有价值，因为语言能力依附于一般认知能力，（Svorou，1994；Driven，2005；文旭，2001，2009，2011）。其中，贺阳（2013）对“所有修饰语都是限制性的”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理由是石文没有考虑到“黑煤球”、“坚硬的花岗岩”这类修饰语不改变中心语范围的现象，也没注意到“勤劳的中国人”这类歧义现象。事实上，屈承熹（2005：336）也主张汉语关系小句都是限制性的，认为汉语的描写功能由后面的另一个句子担任。可见对汉语修饰语是否都是限制性的，学界仍存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