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很多学科一样，中国美学也是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受西方学科分类思想影响而建立的。从20世纪80代开始，多种中国美学史著作出版，这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如何重写中国美学史的反思与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其原因也许主要在于，中国传统的美学资料包罗万象，涉及哲学、文学与艺术等诸多方面①，如果用某一种命题或范畴来演绎，难以见其全“美”；如果从生活现象或时代风尚来归纳，又难以称之为“学”。因此，如何在前人基础上重写中国美学史，是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作为客体的文献资料转移到作为主体的创造者和鉴赏者，也许会提供另一种观照角度。就古代政治、历史而言，钱穆说：“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②就文学而言，李春青说：“只有牢牢抓住士人阶层这一主体维度，才能较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奥秘。”③就美学而言，张法说：“士人是大一统中国的整合力量，同时也是大一统美学的整合力量……就整体—部分关系中强调整体来说，只有一个美学，由士人来思考的中国美学。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美学就是士人美学。”④士人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阶层，从士人的角度考察中国美学史，对于我们理解相关问题，乃至重述美学史，也许不无裨益。 一、士人身份：文与官的二重性 士人是中国古代国家实际的统治者，对于士人阶层的演变及其特征，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有详细而全面的考察： 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之中，“士”或“士大夫”这一群体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我们着重去观察那些政治——文化性事象之时，就尤其如此。从战国时期“士”阶层的诞生，此后有两汉之儒生、中古之士族，直到唐、宋、明、清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官僚，尽管其面貌因时代而不断发生着变异，但这一阶层的基本特征，却保持了可观的连续性。就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功能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政治形态，自汉代以启，也可以说特别地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⑤ 大致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⑥，处于顶端的封建君主其实对于庞大而繁杂的日常管理并无多少影响，大多数君主被身边的宦官与妃嫔包围，对于自己的帝国也许可以说非常陌生；处于底端的一般黎民更是被管理、被教化的对象，其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或许主要是纳税与劳役；帝国的核心是位于金字塔中间的士人阶层⑦。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皆与士人密切相关。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士人具有二重身份：文人(学者)与官员⑧。 美国汉学家包弼德说：“在士从门阀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转型中，文化和‘学’始终是作一个士所需的身份属性。”⑨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唐宋士人，同样适用于从先秦以来的所有士人。“文”可以是文化、学术，也包含文学，历代士人的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两汉之儒生重视的是道德与教化；中古士族青睐于解脱与自由；唐宋明清之文人官僚则随着科举内容的不同，在诗赋、策论与经义间变化。 阎步克指出，汉代士人的身份经过了儒生与文吏从分裂到融合的过程，融合的结果就是士大夫的出现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汉代士人所信奉的儒家教化之文与所从事的官的工作是统一的。两汉士人自觉地将个人与天下融为一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不仅是文也是官的主要目的。在汉赋、汉乐府中，都可看出其文是为君主苍生而作，与官的工作并无本质区别。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汉代文学艺术不太兴盛的原因，因为对于汉代士人而言，文和官的二重身份并无多少矛盾与冲突之处，其所理解之文已较为充分地在官的工作中展开。 汉末是一大转变，大一统政治的坍塌导致大一统思想的崩溃，士人不再以君主苍生为念，而更多关心个人之解脱与自由。汤用彤说：“故其时之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于是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12)因此，士人之文不再局限于儒家之道德伦理，而更重视个人情感的宣泄与个人自由的诉求。时局之动荡、环境之险恶使得官的理想成分大大削弱，尤其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形成了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的分化，士族占据高位而轻视实务，庶族辛苦操劳而沉沦下僚，因此，士人之出仕为官虽有多种原因，但往往较少如汉代士人以君王苍生为己任者。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士人而言，文和官的二重身份是分裂的，但同样并无多少矛盾与冲突之处。作为官员，其关注的并非能否实现儒家之理想；作为文人，其主要目的同样与儒家思想无关，在失去了两汉士人所信奉的儒教的心灵母体之后，士人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生命价值之所在。这也就是学界常说的人的觉醒，不过，这种觉醒是痛苦的，也因为这种痛苦的探索，才导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的觉醒(13)。 隋唐开始推行科举制，不过科举制真正受到重视是在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压李唐政权所依赖的关陇士族，武则天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庶族士人进入统治机构，由于没有门第、家族可以庇荫，通过科举进入统治机构的庶族地主必须紧紧依靠皇权。宋代，在轻武重文的治国思想背景下，科举制进入全盛期，无论数量还是实际权力，都达到了巅峰，甚至有“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说(14)，中国文化也进入最璀璨的时期。至此，门阀士族基本退出政治舞台，文官政治成为此后封建政权的基本模式(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