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5-0117-07 中国美学学科体系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美学资源，以拿来主义的方式，零散乃至随意抽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资源，用于中国美学学科建设，既不利于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优势，也会把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得支离破碎，从而贬低中国美学独有的学术价值。如果能认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体系与现代美学建设体系融合的困难，理清中国美学文献的主要属性，坚持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建设中国美学学科，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就成为必然①。 一 知识体系融合难点 在西方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美学学科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壮大，但是这一步伐正处在过程之中并步履艰辛。个中缘由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从有美无科到有美有科，中国美学建设必须从重体用、讲术业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寻找建设资源，通过话语转化，恰当地融合进以专业为依托、以学科为基础的西方化现代美学体系。这一融合有以下几个难点。 第一，要借通人之学的资料建立专门之学。就建构中国美学而言，不依托广博的知识体系，此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刘纲纪先生认为，中国美学应包含儒、道、楚骚、玄学、禅宗和明代中后叶的自然人性论这六大主潮[1]。应该说，这六大主潮还不是中国美学，而是建设中国美学的文献来源，否则美学就不能称为一门学科，或者变成了六门学科。不过，刘先生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从思想流派上看，该观点按历时顺序，几乎囊括了影响中国的诸家诸派思想，因而思想有深度；就学术分类而言，该思想可纵向分类，大致能涵盖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因而内容有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中国美学学科可谓需要通人之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至今还没有一位美学家，没有一个美学派别，能恰如其分地把这六大主潮完整地梳理清楚。即便有究天人、通古今的巨擘能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没能完成从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美学学科话语体系转换，那么他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换的贡献也会受到拷问，因为中国美学自进入大学学堂之时，就肩负着推动学科知识体系划分的职责。晚清施行壬寅—癸卯学制，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认为：“高等学堂虽非分科，已有渐入专门之意。”[2]2561904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在《学科程度章第二》规定“高等学堂学科分为三类”[2]329，《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2]339，《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之学科分为三节：一、公共科，二、分类科，三、加习科”[2]415。与此相对应，《奏定大学堂章程》把美学归入建筑学门之下[2]378，《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把美学列入“加习科”之下[2]424。在这一学制之下，按学科进行科学分类的知识体系得以确认。这一分类体系的意义在于，学校可以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设置相应的学业门类，形成与之相关的专业，与未来职业密切联系的相对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得以形成。知识体系按学科分类，即是对科举考试以选拔官僚人才为目的的全面颠覆，也是顺应科学理性追求和振兴国家理想的实践措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美感是无功利的，但是美学作为应用学科，却是有功利的，它必须为学习者的专业发展和职业规划服务。美学资源还不是美学学科，它需要体系转换。从通人之学向专门之学转换时，美学学科建构之路还有待延伸。 第二，要在意向性的知识中梳理出学科建设逻辑。所谓意向性，本来表示意识的指向性，这里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学文献资源内部话语的相互指涉共生的状态。在经历了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之后，中国美学学科的建构已经进入泛文化阶段。随着建设步伐的加大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已经渗透进美学建设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中。在这一阶段，要按照西方的逻辑思维，建设中国美学学科体系，梳理出中国传统文化各主潮之间及内部的形式逻辑关系，就有可能如《庄子·应帝王》中关于“儵忽凿浑沌”的故事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死的根本原因，是浑沌本身已经处在有机生成状态，如果人为地把视、听、食、息区分出个子、丑、寅、卯，那么它就会变得无机僵化而陷入危险境地。天台宗“一心三观”理论认为，空、假、中三种道理真实不虚，名为“三谛”，于一心之中观悟三谛，称为“一心三观”。空、假、中互观的心法是相互指涉式意向性的，要将“一法摄一切法”[3]390、“一切法皆是一种”[3]398、“非一非一切”[3]384三者交融不分的状态参透，恐怕形式逻辑推理是无法证明的。引申到中国美学体系的话语转化，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来说，孔子的四教为文、行、忠、信，后世把孔门四科称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一种知识分类方法；《汉书·艺文志》列出“六艺”，是对《春秋》“六艺”的合理化改造，这又是一种分类方法；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设科射策，劝以官禄”[4]3620，《七略》、《隋志》都有经学的分类方法，这是对经学的分类；唐代科举设7类63科[5]1159-1170，内容含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法算、童子等九科，这是对科举测试内容的分类[6]1401；《四库全书》将知识“提纲列目”，分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凡流别繁碎者，又分子母，这是四部分类法。历代对知识的分类“各具得失”，需要“择善而从”[7]31。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方法尚且这么繁杂，要想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在西方逻辑思维关照下的中国美学学科建设资源，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要在实用理性中建构科学理性。李泽厚认为，中国人具有实用理性的传统。“实用理性乃‘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8]3，由于不能对实践操作本性进行感性抽象，对其意义和力量没有充分足够的认识和发展，中国人缺乏高度抽象思辨的纯粹哲学。中国有技艺无科学，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轻视逻辑的可能性，从而经常轻视和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8]12。李泽厚的观点，其实是对中国形而上学思想没有发展完善的委婉表达。就中国缺少真正的宗教，未能完成工业革命，在认识——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审美——表现理性上与西方有所区别或局部落后而言，中国形而上学思想发展不完备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考察后，很多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是富有诗意的”[9]28。建基在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之上的中国学术，它轻视二元对立，重视“和而不同”，具有意向性倾向；轻视直观明见性，重视直观感悟性，具有人学化倾向。举中国美学范畴为例，“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气”化谐和，为文养气；原“道”而起，征圣宗经；“心”纳宇宙，言志缘情；“美”、“善”对举，心旷神怡；“意”、“象”沟通，出于言表；“情”、“景”交融，动态互生；“韵”、“味”无穷，风采灵动；“神”、“游”方外，得其环中。可以说，中国不缺乏独具作风和独具气派的“审美—表现”思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感性意味浓厚的审美材料，融入崇尚科学理性建构的美学学科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