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5-0025-09 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美学也应当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现在有些标榜“××美学”的论著或者通俗书籍虽然也涉及一些实用的美学问题，但严格说来算不上真正的美学理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缺乏美学应有的哲学基础。美学本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鲍姆加登创立美学，就是为弥补理性派哲学缺少感性认识部分这一缺憾，美学作为“感性学”就是整个哲学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在美学史上，从来没有脱离一定哲学基础和背景的美学理论，哪怕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美学流派多元纷争之际，凡称得上独立的“美学”理论或学说的，也都有自己的哲学立场和主张。所以，笔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明确反对“泛美学”倾向，强调美学不能丧失自身的哲学品格。这一观点至今没有改变。 所谓美学的哲学基础，在我看来，就是指美学为了深刻掌握自己的研究对象，顺利实现自身的研究目的，有效地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所必须持有的一种哲学的宏阔视野、哲学的终极目标、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的理论根基。这是使美学理论具备哲学品格和深广度的保证。 近些年来，为了推动实践美学的革新和发展、促进我国当代美学建设，一部分美学工作者开始了建构新的美学理论的尝试。笔者提出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张，就是这种尝试之一。这自然也涉及一个哲学基础的问题。前几年，同批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学者的争论，实际上主要分歧就在哲学基础问题上。本文不打算与不同意见争鸣，只想就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正面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笔者现在设想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主观上力图以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突破和超越导致当代美学陷于主客二分的单纯认识论的哲学思路。至于是否做到了，还有待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已经过时、需要推倒重来，而是仍然坚持实践美学的大方向，但在哲学基础上却与李泽厚先生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有重要区别。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现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应从存在论根基处着眼，运用关系论和生成论的思维方式，重新考察和审视一系列美学基本问题。就是说，其根本特征在于将美学的哲学基础从近代以来单纯的认识论转移到马克思以实践为中心的现代存在论根基上，在思维方式上，由主客二分和现成论转换为关系论和生成论，这是笔者思考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的基本出发点和思路。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不能局限于仅仅从近代认识论角度加以把握，而首先或者主要应当从存在论(Ontology，亦译本体论)视角来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根基主要不是认识论，而是存在论。当然，存在论无疑天然地包含着认识论在内。 马克思的现代存在论思想是对近代西方由笛卡尔开启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和超越。众所周知，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在确立人的主体性的独立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人与世界各自的现成存在和两者的二元对立：世界被分为现成存在的主体与现成存在的客体两部分，同时，具有独立性的主体自身也被分成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二元。如此一来，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复杂多样的存在关系就被简化为现成主体对现成客体的单纯认识关系，全部哲学则围绕“我是怎样思维和认识世界”这样一个单纯认识论问题来展开思考。在这种主客二分的单纯认识论思维模式下，真正的存在论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甚至取消了。这正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失足之处，也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失足之处。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以独特的方式在存在论维度上突破和超越了这个将主、客体现成两分的单纯认识论的思维模式，而将之转移到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本体论)的根基之上。在马克思看来，人和世界、和自然本来就是同为一体、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1]1他还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95就是说，在原初意义上，人与世界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人只能在世界中存在，没有世界就没有人；同样，世界也离不开人，世界是人的世界，世界只对人有意义，没有人也无所谓世界。所以，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概括，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存在论思想。 后来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也是从存在论(本体论)的高度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主客二分的单纯认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笛卡尔把未加证明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当作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并进而推出思维的理性(主体)能够认识世界(客体)，发现可靠、正确的知识。可是这一命题及其认识论推演，已内在地包含着思维/存在、主体/客体、精神/物质等的二元对立；而且，在这种对立中，体现出笛卡尔对对立的一方(一元)的优先或绝对地位的潜在肯定，如上述诸二元对立中对思维、主体、精神等决定作用的肯定。这样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峙、一元优势的僵化程式。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批评笛卡尔开启的这种“知识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不证自明”的现成的主客对立的关系上的，指出笛卡尔以为发现了“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进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说得再准确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因而“在存在论上陷入全无规定之境”[3]31。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在存在论上是缺乏根据而难以成立的。海氏认为，对一切存在问题的探寻，必须从“此在”(Dasein)(人)的生存领会中获得，“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4]16。海德格尔将“此在在世”看作人的存在、看作此在的基本结构，世界因人而有意义，世界在人之中；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在世界中存在，人与世界在原初意义上是合为一体的。海德格尔就是在“此在”的生存论的探讨中，奠定了此在的基础本体论(存在论)的地位。可见，海氏的基础存在论思想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存在论的基本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