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  

——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哲学史

内容提要:

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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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揭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大幕。由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被奉为这场运动兴起的标志。对于“整理国故”运动,学界近年已发表较多成果,并有学者从五四新派学人纷繁复杂的思想论争中寻绎出一条内在理路:“从正名到打鬼。”①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理路的得出,主要依据“政治式的整理国故论”②,也就是时人对“国故”之“用”的不同认识。本文拟聚焦“科学的整理国故”,以《〈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从学术史角度检视“整理国故”的理论方法,辨析“国学”与“文化史”的关系,反思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所带来的新问题。

      一、《〈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建立新范式的宣言书

      胡适在1922年11月9-15日的日记中合写道:“这一星期之中,……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这篇最慢了。”③18日的日记,又有:“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给玄同看过,他有信来,指出几点,故引起我的更动。”④胡适颇费心思撰写的这篇序言即《〈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办。1923年1月,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先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刊发于《国学季刊》创刊号,后在《北大日刊》连载三天,翌年全文收入《胡适文存》出版。该文反映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总体趋向,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具影响力。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自称为“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⑤。余英时论史学革命时,视之为建立新范式的正式宣言⑥。但他们并未将这一问题展开,予以具体论述。

      《发刊宣言》所讨论的内容较为广泛,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其核心是设计了一套通过“整理国故”、实现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指导性方案。这里拟借范式为概念工具,着重分析其从“国学”走向“文化史”的学术脉络。纵览全文,该宣言紧密围绕三个核心概念“古学”、“国学”与“文化史”展开。胡适用这三个概念分别指代不同时段的学术形态(或者说“范式”):“古学”指代过去,“国学”代表当下,“文化史”则是未来的目标和方向。通过“整理国故”,中国学术将实现现代转化,由“古学”、“国学”过渡到“文化史”。

      首先,宣言总结了“古学”的成绩与不足,指出“国学”不同于“古学”。

      “古学”一词并非胡适新创,20世纪初年,邓实、许守微、梁启超等人已多次使用该词。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虽接承了“古学”之名,但在指涉对象和用法上却有显著差异。邓实等所言“古学”主要指先秦学术,例如他们所说的“古学复兴”,“复兴”的就是先秦学术;胡适则将“古学”从先秦扩展至清代,即整个中国传统学术。邓实等所使用的“古学”与“国学”存在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古学”即“国学”⑦;胡适则力图就二者做严格界分,突出二者的不同性质。

      在宣言开篇,胡适如此描述古学界的状况:“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还在那里支撑门面。”他认为,古学的衰落,并不能代表国学的式微。“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在我们看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他强调,不同于古学,国学非但不会沦亡,反而充满希望。“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⑧

      《发刊宣言》一方面总结了古学近三百年来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古学研究的缺点:(1)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2)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3)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宣言所列“古学”所缺的三点,实际上正是“国学”的新异之处,或者说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1)扩大研究的范围。(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发刊宣言》提出以“国学”区分“古学”,得到一批学者的响应。许啸天专门编辑了《国故学讨论集》,他认为,“从前老前辈嘴里常常标榜的什么‘经史之学’、‘文献之学’、‘汉学’、‘宋学’”,“那班穷秀才”所附庸的“烂调的时文诗赋”,乃过时的古学,实质上并不具备国故学的资格。⑨吴文祺也把“乾嘉大师”、“老秀才”的学问排除在国故学之外,他说:“乾嘉大帅[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国故学,但是终还不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及‘乌龟八股’的势力!前清的科举余孽,能有几个懂国故学的?虽然不能说他们个个不懂,但据我所知道的,十个秀才有九个不懂。”⑩顾颉刚也认为北大所治的国学与“老学究们”异趣,反对把“国学”一名送给后者。(11)

      第二,宣言提出,要打破成见,扩充国学研究领域,把“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

      从扩大研究范围的角度,胡适提出了他的“国学”概念:“‘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12)“古学”的研究范围集中在经学(13);“国学”则要破除古学的门户界限,脱离经学的羁绊,拓展研究的范围。“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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