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8-0078-14 20世纪30年代前后，乡村建设的各种思想、主张风起云涌，汇聚为社会性思潮，并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相互促动、共同推助成蔚为声势颇壮的社会运动。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全国已有六百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①而全国的乡村建设团体也已“有了一千零五个。”②“建设乡村，是全国上下的呼声。所以乡建运动，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③乡建运动可以远溯“自清末之村治运动，”④甚至也可以从传统乡约或乡村自治规约中寻绎出某种关联，但其之所以在30年代之际超越个人主观诉求，并引动着众多团体和人们“各从不同动机，不期而然地集于乡村运动一途”，⑤显然有着更深层面的社会历史演进机缘或必然性的时代诉求。其中更值得我们去探蹟索隐的，正是所谓“而着力于‘合于社会事实’的‘共同旨趣’的呈现”的历史因缘。 一、引论：延安论辩的思想意义 还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黄土高原的延安窑洞里就发生过一场关乎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想论争。1938年1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进行访问的梁漱溟，在延安窑洞与中共军委主席毛泽东进行会见。⑥在民族危难空前严峻的情势下，忧心忡忡的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前途将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的问题。毛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外大势，敌、我、友三方情势及其变化态势，得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显然，毛泽东的这番宏论即是完卷不久的《论持久战》的要点和大意。梁立时感到：“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⑦但第二次一个通宵的谈话主题却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对战后新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前途问题上梁却自有成见，与毛的主张、立场分歧显然。毛泽东坦率地说，拜读了你的大作《乡村建设理论》，“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但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⑧中共还是要搞阶级斗争，通过革命来挽救中国。梁漱溟争辩道：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对立不强烈、不固定，“根本分不出阶级(只有家族观念，而无阶级观念)，”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⑩立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未来选择当立足于建设。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却不以为然，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双方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11) 一个是中共政党领袖和政治家，一个是乡建运动领袖和思想家，基于不同立场、利益取向和学术认识的这场论辩，原本就不存在获得思想统一或认同的主观诉求，也没有任何强制服从的政治需求，更多地体现着一种平等的思想交流和面向未来的政治沟通态势。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既不动气，也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12)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促膝交谈。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13) 毛泽东与梁漱溟会见的话题和思想论辩显然十分广泛，但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问题无疑是双方论争的胶着点。梁漱溟“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但他“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在中国社会里，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各种问题”的理论“一直不敢苟同。”(14)当时两人的思想论辩未见分晓，但客观的历史行程却昭然可见。十余年后，面对中共在战火中最终赢得政权并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这一事实，梁漱溟在1951年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在《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中坦露心迹：“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有人认为，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15)梁漱溟特别强调说：“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16) 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与社会思想揭示的方向，往往不会是完全重合的线性相关。延安时期发生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论辩，平等思想交流背后的力量和运势其实并不对等。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已经拥有谋划未来政治的时运和力量，获取天下的雄心、信心和决心正在与日俱增；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思虑和立场，断然有着自己的特立独行品质，也具备着掌控和影响未来局势的能力和条件。而作为一介书生或思想家的梁漱溟，凭借自己浓厚的学识思想和对于历史、现实的深度把握，对民族文化和国家建设提出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方案或实施路径。他只有学术和思想，或者只有基于思想的社会影响和感召力——当然作为思想领袖的他也不乏许多崇拜者和追随者。显然，从对于整个形势和政局的操控、影响与基于思想影响未来的久远价值而言，二者并不处于相同的等高线上。
